《移民全球》第505章 河套之战（八十九）

    在华夏文明中，祖先崇拜及儒家文化居于核心地位。

    为了打开中国市场，早期一神教传教士。

    如万历时在我朝传教“利玛窦”采取了务实妥协的手法。

    即认定祖先崇拜与对孔子的尊崇，并不属于一神教教义所禁止的“偶像崇拜”范畴。

    这在技术上可以绕过这两个壁垒，向中国人传播教义。

    然而这种取巧的做法，在教廷内部始终存在争议。

    看过我理想过这本书的人都知道。

    在18世纪初，在清康熙执政期间，这一矛盾开始集中爆发，史称“中西礼仪之争”。

    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坚持信徒不应该祭拜祖先和孔子的罗马教廷，被清王朝禁止在中国传教。

    虽然在中国的传教士，仍希望做出一定妥协，以换取传教权。

    这种文化碰撞，不仅在中国，在受华夏文明影响浓厚的日本、越南也普遍存在。

    直到20世纪30年代，罗马教廷才不得不面对现实。

    允许上述地区的信徒按照固有习惯祭拜祖先、神社（倭国）等异教偶像，问题才算解决。

    我朝初年，在西北已经形成稳定社群的睡绿教群体。

    他们所面临的正是一个战略适应问题，毕竟我朝所打出来的口号是“恢复中华”。

    相比西方传教士的传教工作，绿教社群所面对的境况看起来要略好一点。

    因为对于中央之国统治者来说，一神教的传教工作，本质是在与其争夺人口和话语权。

    如果允许教廷坚持在意识形态上排他做法，那么其每增加一名信徒，就意味着将减少一名“中国人”。

    相比之下，“绿教色目人”在当时则属客观存在一个“外来”社群。

    不那么普世的“内婚”做法，客观上不会对主体民族的数量构成威胁。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还是必须以“中国”认同为基础。

    尽管在这一认同之下，主体民族和少数派看似找到了和谐共处的方式。

    但绿教教义中强烈的排他性，多少还是让“绿教色目人”这个群体在融入大环境时有些尴尬。

    一旦遇到乱世，这些差异性又往往会从内、外两方面同时放大。

    将一些“人民内部矛盾”放大成宗教、文化，甚至政治之争。

    我以前说过的一句话，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这些宗教我们能铲除得了吗铲除不了的。

    既然铲除不了，那就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文化特征，成为中华民族的主流。

    那就是以我中华文化为主，来慢慢稀释瓦解他们，而先贤祠就是一个很好的载体。

    这个工作将成为我们以后长期的主要问题之一，我们必须边学习，边总结，边打压瓦解他们。

    既然我们想全面接管这个天下，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想要做到这一点，那就必须要考虑到我们占领的土地上的宗教问题。

    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我们所有的计划都会失败，包括移民过去的民众最后都会被宗教同化。

    我们所做的努力，最后都会化为乌有，这里我提出一个思路，大家想一想，讨论讨论。

    在永乐朝初年，郑和下西洋之举，却似乎为这个问题和我朝，找到了一条共生共赢之路。

    对于我朝来说，人口流失海外虽然是不能容忍的。

    但如果替王朝扩张海外影响力的，是源自有“中国”认同的绿教群体，情况就变得有些不一样了。

    为了在社群竞争中保持内部团结性，以绿教信仰为“地缘凝聚点”的社群。

    势必会有意无意的强调其宗教特色，以及由此引发的民族习惯。

    然而身处海外，情况就正好相反了。

    身处一个陌生的竞争环境中，“中国人”的身份将成为更占优势的“地缘凝聚点”。

    这种情况其实是非常普遍的心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