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不仅是士大夫的国，也是所有百姓的国。荀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故唐太宗有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不要小看了普通百姓，他们如果被压迫到没有活路，就会把整艘船都倾翻。曾经强大到不可一世的大秦朝，毁于陈胜、吴广之手，汉高祖立基前也只是乡中的氓民，倾覆汉、唐的张角、黄巢，他们同样出身不高贵。”
名可秀道：“正好先前所譬喻的，国家的利益就是一张饼，精英占了大部分，适度地分一些给普通百姓，这没有错。当然，不能强行分配，否则天下必然骚乱。”
名可秀曾对卫希颜论过王莽，说他：“死读儒经，以为尖顶宝塔可以倒砌。”
王莽的新政想推行周朝的井田制，将天下田改名王田，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想以此来抑制越来越严重的土地兼并。但是，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大地主豪强，也就是士大夫官僚阶层的利益。而王莽的新政又没有切实的措施，地主豪强多余的土地大多没有交出来，这使朝廷没有足够的土地分给应该受田的无地和少地农民，使他们对新政失去了信心。那些侥幸分到土地的，也是最糟糕的田地，对王莽新政也不满。于是，天下大乱，王莽这位皇帝没当多久就被砍了脑袋。
王莽认为自己更有能力做皇帝，也更有义务拯救天下苍生，但他的新政失败了。史家也因他篡权，将他以前的一切仁德行为都斥为虚伪。所以名可秀论王莽说：这是个书呆子，读死书，妄图去推翻天下统治的阶层，让宝塔倒置，怎么可能成功呢？孔子说复周礼，那是针对春秋的情况，西汉末年那种情形，还能回到井田制吗？扯淡！——后面两字是卫希颜加的。
无论是谁，想以过分激烈的、强制的手段去大幅削减精英阶层的利益，只会让天下动乱，最终普通百姓也得不到好处。即使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统治国家的是谁呢？——新的精英阶层！
☆、稷下盛会（八）
卫希颜很认同名可秀的看法，就算是社会主义,那也是精英政治,难道是多数人统治少数人么？哦,人民当家作主？——人人有票选举权就算当家作主么？
卫希颜认为，不可能出现人人当家作主，不管你是什么社会。人人都作主,就意味人人都作不了主,国家怎么管理？社会怎么进步？真当物质丰富得大家混吃等死就行了？
名可秀道,政治家应该理想远大，但执政必须切合实际。有为国为民的仁心，有施政的能力，有变革时弊的魄力,但是不着眼于实际的执政者，对于国家的危害很可能比没有仁心但识实务的执政者危害更大。
“故儒家提倡仁治，德化。”名可秀继续发言。
“儒家之仁德，是泽及天下之仁德，而天下，非为一家之天下，亦非士大夫之天下。天下如塔，普通百姓是塔基，其上是士，士之上是大夫卿，大夫卿之上是天子。塔基是天下的根，塔基倒了，天下不复存在。百年大树为何能长得高大，因为它的根向地下扎得深，它知道不忘本，才能汲取到成长的水分和养料。”
名可秀声音微微提高，“今天的士，可是百年前的士？可是千年前的士？大多数人，在很多年前，祖先都是民，黎庶之民。但一朝成了士，他们就忘了自己曾经是黎庶。范文正公（范仲淹）、王荆公、司马温公三位都是君子大儒，他们当政都讲仁。但三者之仁，各有不同。
“范文正公出身寒微，少时读书，一碗夜粥凝固后要分成四块，隔日早晚各吃两块，正因清贫的成长环境，体恤庶民苦，范公执政方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仁民胸怀——这个仁民可是只对士？”
在卫希颜的记忆中，范仲淹是以政治家和文学家闻名，但在大宋时代，他更为人敬仰的是在儒学上的地位，可以说是宋儒开宗第一人，在大宋儒家心中，其地位还在周敦颐、张载、邵雍、王安石、司马光、二程这些创立学派的儒宗之上。
所以，名可秀以范仲淹为例，是很有代表性的。
“范文正公节俭仁爱之德，天下皆知。儿孙衣着朴素，家无锦罗帷幔，高官之厚禄，尽数资助需要帮助之人，无论是士，还是庶。其言教儿女曰：‘吾常忧恨者，汝辈不知节俭，贪享富贵。’”
名可秀道：“因己身不慕富贵，不贪享受，故能利分天下，益及黎庶。”
范仲淹作为士大夫精英阶层中精英，但自己不贪图富贵享受，不兼并田产，不需要商利，所以执政时能将利益倾斜分给普通的百姓。
“范文正公之后，君子廉俭以养德者，首推司马温公。”名可秀道。
司马光的节俭也是天下有名的。他家的宅子位于陋巷，仅能遮风避雨，编著《资治通鉴》时，夏天酷暑难当，便在房子下面挖了一个地下室，十分寒碜，被人讥为“穴处者”。居家生活，食不常有肉，衣不有纯帛，多穿麻葛粗布。居官的俸禄和皇帝给的赏赐，一半作了衙门的办公开支，一半接济亲友，自家只留温饱之用。他一生不纳妾、不蓄妓，只有妻子张氏一人。张氏没有生育，这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时代，是件大事儿，张夫人急得要死，偷偷给他纳了妾，他送走了；岳家又将一位美貌丫环送他，他也送走了。于是他收养族人之子司马康为养子，以绝张氏给他纳妾生子的念头。后来，张氏去世，司马光因家无余财，只好把洛阳仅有的几亩薄田卖掉，才让妻子入土为安。
可以说，司马光的确是位道德君子。
人活着图利是为了什么？当然是为了让自己和家人过得更好。但像司马光这样的人，“惟俭以养德”，物欲享受于他们来说是败君子之德，哪有利益私心呢？
所以，名可秀在道德上高度评赞司马光。她说道：“范文正公之仁，在于体恤天下黎庶，故利分百姓，宽刑恕及庶民。王荆公之仁，在于国家富强，不受外侮，故为国富之故，可抑制削减精英阶层之利。司马温公之仁，在于天下安定，故倡国家俭用为德，维护稳定为上。”
名可秀曾对卫希颜道，司马光反对变法与文彦博反对变法是有差异的。
文彦博家用之奢，可说大宋有名，文家在河南就是最大的兼并豪户，他维护精英阶层的就是维护自己的利益。司马光不图私利，但他认为精英阶层是国家的中坚，如果这个阶层不稳，大宋就不得太平。他认为王安石的改革太急功近利，必然会导致精英阶层的激烈反抗，造成大宋内部不稳，则外强必凌之。所以他强调精英阶层的利益不要过于触动，而是倡导精英阶层都节俭为用，不要图利，希望国家也节俭为用，不要图利，对百姓轻徭薄赋，减轻普通百姓的负担，于是天下就稳定了。司马光认为，天下稳定，就是对普通百姓最大的仁——乱世人命贱如狗。
所以，司马光在十七年后追索阿湖案，将之斩示众，不是报复王安石，而是向哲宗表态维护法律的坚决——“祖宗之法不可变”，以此打消哲宗想恢复王安石新法的意图。
再说王安石，那也是相当节俭的人。史载他身为宰相后饮食也相当差，有次请个姓萧的亲戚到他家吃饭，结果只有两张饼，一盘小碎肉，一锅菜汤，让人吃了一小块饼就吃不下，王安石觉得浪费，就把亲戚吃剩下的饼拿过来一点也不嫌弃地吃光了。卫希颜看到这里就笑，说王安石请客，估计没人愿意去了。名可秀笑说比司马光好，王安石请客好歹拿出两张饼，司马光请客估计就是一杯清水，约摸茶叶也是没有的。真正的“君子之交淡如水”。
卫希颜觉得头大，如范、王、司马三位，为政的出发点都是不错的——都是出于仁心。
故名可秀道，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都是以天下为公的真儒，他们的“仁”都没有错，都是尊奉“形而上为道”。
“然，有仁心者，以仁治天下者，未必能将天下治好。”名可秀道，“何以言哉？一曰不守中，一曰不执平。天下如塔，各层皆有利益，若执仁不守中，仁德过于偏向哪一层，都必宝塔倾斜。执平者，为平衡，公平。然公平非为均也……”
公平是利益平均吗？当然不是。
就好比一个普通的农夫和培育出杂交水稻的袁隆平，他们的贡献能一样吗？如果只给予同等的待遇，对“袁隆平”这些精英公平吗？——卫希颜认为，精英要对社会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同样的，也要享受更多的利益和资源，这才是公平。如果同样都只得一块肉馍，我干嘛去做精英啊。
“国之终及，在乎公平。”名可秀道。
国家的存在，就是为了公平。而保证公平，就要有秩序，要有分配利益的规则；否则，天下可以不要上位者，没有皇帝，没有大臣，没有精英，全都是一样的百姓——除非是大同。
卫希颜私心认为，就算是真有大同，也是有精英和非精英两个阶层的，不可能都一样了。人的智慧能一样吗？人的贤愚能一样吗？有这些差别就存在精英和平庸的区分。
名可秀论道：“儒家治世之终及，是大同。然在大同之前，是不同。故，施仁者，须‘不同’，又不可‘过’。”
所以，为仁政者，必须承认“不同”，施政也要因之“不同”——利益要倾斜。
但是，这个“不同”不能太过于“不同”——利益过于倾斜，就又失去公平之意了。
名可秀低沉的声音吟道：“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
《御宅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