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之弱，方有春秋，王道不存。晋之弱，方有五胡乱华，仁道不存。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华夏君子之国也，当奋而不缀，形而上强德，形而下利器，唯自强不息，方可王道如光，永远辉映，照耀万邦。”
台下陡然响起热烈掌声。
学子们激动得脸色潮红，眼睛放亮如有光芒。
“讲得太好了！”
“天行健，道强不息。”
“形而上下，不可或弃。”
“铿！”谯定抬手敲了下铜钟。
殿内立时安静下来。
谯定向名可秀微一颔首，示意其继续。
台上一些学者们在心里默默记录着要点，准备在名可秀阐论之后再发起辩驳。
名可秀的声音清润自信，说道：“吾儒家治世之文明，为世间至道。道之高也，泽被四方。道之终及，天下太平。吾中国者，文明中央之国，必负文明之责任。儒家文明精英者，必负道德之义务，格物，致知，正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名可秀给儒家道德文明赋予了世界性的责任，平天下，不是一句空言教化的口号，而是要去践履躬行。
“孟子曰：‘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乾水溢，则变置社稷。’若夫中国如中央，外邦如诸侯，中国固不可恃威强凌诸邦，横行霸道，然则以道平天下，此为儒家践履躬行之务也。”
孟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诸侯危害了国家，那就改立诸侯。如果这个国家还是干旱水涝（指人治不修破坏天地人造成灾难不止），那就改立国家。
在儒家诸子中，孟子说话是最彻底的——如果国家领导人于国家不利，那就请领导人走路；如果这个国家不利于民众的利益，干脆连国家都改变好了。
名可秀引用孟子的话，表达出儒家必须承担起治平天下的责任：中国既然是政治文明经济的中央之国，当今文明的高点，就必须承担中央之国的责任和义务，有害于天下的事情，就要去制止，有害于天下的国家，就要去推翻或改立——不一定是归入中国之土，但必须是摒弃禽兽之治的、以仁德治民的新国家或新政权。
名可秀道：“王道之国，必有民迁。中国仁治盛国，必有外邦之民迁入。则人口增多，土地、粮食增耗。然则中国可不受民哉？不可也。拒民于外，非仁也。而以人口增多致内民困乏，可为仁哉？亦为不仁也。何解？必利形而下之器——耕作之技、农具、水利、物贸，等等。”
她举出数据道：“以历代国史记载，对比稻谷亩产可知，如今大宋江南每亩均出稻谷四至六石，比之唐代稻谷亩产，增长百分之十四五，比之汉代亩产，增长百分之五十六。若以人口比，大唐最盛时人口八千余万，与大宋现今人口相当，而疆域广过大宋。若中国不强‘形而下之器’，何以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不能养民温饱，又何以谈王道、仁政？”
名可秀和儒家习惯经辩的学者们有一个很大不同，就是喜欢用数据说话，这跟她曾经做了多年的商盟盟首有关，商业就必须讲数据。而时政也是如此，有时空口悬谈经义，不如几个数据说明问题。
名可秀跟着说道：“多子，无以教，未必多福。多子，无以养，未必多福。”这句话有些颠覆“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但在此时此刻却启人深思。
卫希颜笑着跟了一句：“越生越穷，越穷越生。”
皇帝陛下：“……”
名可秀道：“天下万物之仁，岂在多焉？”目光变得深邃，“平天下，平之意，实含天道至理。”
平，天地万物平衡也。
一个物种繁衍过多，就会失去平衡。
“所以，一妻多妾有害于仁呀。”卫希颜又跟了句。
生那么多孩子，养不活怎么办？
“陛下是仁君，要以身作则呀。”
皇帝陛下：“……”
名可秀的话已经偏离了王霸之争的辩议，但仔细一想，却又含在王霸之中。
人口增多怎么办？——用王道感化大家少吃一点么？形而下为器，在很多儒家学者眼中，“器”非王道，奇技淫巧尔。
当然随着格物学科的影响增大，现如今很多儒家学者已经在转变观念。
便如名可秀说的：形而上强德，形而下利器。君子形而上下，自强不息。
坐在台下的格物学科的学子们已经眉飞色舞起来。
——只读经，能当饭吃么，嘿嘿嘿！
——没有‘形而下’，‘形而上’能推及天下么，嘿嘿嘿！
便听名可秀道：“君子，人性善。政出于心，心出于仁。天下性至善，则政隐治臻，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
名可秀铿锵结语，“王霸之道，唯以心主。政不出于心，当伐。义不凌于利，当伐。道不凌于霸，当伐。择道而固执，君子之责也。固仁之本，敬也。道之天下，尚也。”
不符合道德的，不符合仁义的，就要站出来挞伐，这是君子应尽的责任。
君子以仁心为本，批判挞伐政治和政治人物，这是必须要尊敬的。
《御宅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