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于书而不尽信书，思辨灵活。
何涣微微叹了口气,说了句：“可惜。”
如此胸有丘壑的女子,可惜办学理念上岔了道。
何涣起了惜才之心。
苏駉捋须一笑，也说了句：“心思巧妙。”
何涣哼了声,甩袖径直往前。
苏駉哈哈一笑，双手负后，悠然而行。
太学的学风历来比国子监开放，自苏駉掌校后，学风、思想都更加活跃，比起国子监的稳重守旧大有不同，是以在对待共济学堂的教学方向上，苏駉与何涣的态度便有所不同。
在他看来，与其让士子落第不中而对朝廷生出怨愤，倒不如谋业而安。当然他对士子事于商贾也存着疑虑，但更多的是对这些学子能否“出污泥而不染”的道德方面的忧虑，而非对读书人操持贱业的反对。
有这番思虑，苏駉抱着拭目以待的心态。
或许共济学堂能走出一条道来。
在凤凰书院，他已经看到了一条与官学不同的路。
从隋唐立科举取士之后，学校便成了科举的附庸，无论官学私学俱是为了科举取士。及至大宋，士子功利心更重，官学之弊尤甚，学子争驰功利之末，而弃道德之本，以空虚之说为是，而无济世保民之心。
至元丰、崇宁大兴官学，许多知名于世的书院——如天下四书院之嵩阳、岳麓、睢阳、白鹿洞书院——都被并入或转为官学，而这些书院倡导的“不附利禄、明辩通达”的学风也被官学的科举仕禄之风所侵。
及至朝廷南渡，在鼓励私学的策令下，私学书院才又兴盛起来，但学风、教育资质参差不齐，没有出现如宋初之时四大书院领衔天下的盛景。
而凤凰书院的出现令人耳目一新。
这是南渡后书院首次提出——教以“学问”，而非“仕途”。
《凤凰书院记》写道：“岂特使学子群居佚谈，但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学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材，以传道而济斯民也。”
——书院不是求科举之地，学子不能“为决科利禄计”；而书院也不仅仅是教以词名文章，而应注重德行培育；书院办学之宗旨，是“成就人材，传道济民”。
苏駉认为，这才是学校养贤育士之义。
与书院的“传道济民”相较，共济学堂以“教化安民”为旨，一个“济”，一个“安”，一个是经国济世之大道，一个是安身立命之小道。小道若走偏了，就是僻道；走正了成坦途，便也能成大道。
共济学堂这条道能走多远？
总是要试一试的，苏駉心想，就如凤凰书院“兼收并蓄，百家争鸣”的路子，不也走得有声有色？！
顷刻，众官步入书楼内，但见一室宽阔，内里是一排排樟木书架，外面整齐摆放着杉木书桌和书椅。这时学子们都在上课，书屋内空荡荡的，只有青巾布袍的书管恭敬立在一旁，向众位官人行礼。
两位夫子守在门外，以防学子下课后贸然闯入。
门内左右两侧分别立着一座木刻屏风，填漆字体遒劲有力，赫然醒目。
左面的屏风刻着“学思并进”。
在这行字左侧又刻着小字释意：
“学者，知之其理也，不可恃己之聪明，而一惟先觉之是效。思者，研究其理之所以然也，不拘古人之陈迹而任吾警悟之灵。徒学而不能思，则无所发明，罔然而已。思而不务学，则无可据之地。盖其所学，乃其思之所形，而其所思，即其学之所存也。用功若此，内外进矣。”
意思是，“学”要吸取先行者的成就，而不可任凭自己的主观臆测，“思”要注重独立思考，不要为先行者的学说而构牵，而学和思要并行，不可偏废一方。
众官看后，都微微点头。
右面的屏风刻着“行先知后”。
在这行字左侧也刻有释意：
“知之非艰，行之惟难。盖因往圣之学，已立知矣。而思辩辟异，未尝离行以为知也。故以行而求知，因知而进行。然知行各有致功，而亦各有其效，故当相资以互用，不可缺也。”
众官看完这段文字，脸色都变得严峻起来。
这段话说的是“知行论”。
“知”即道德知识，“行”即实践。
知行论一直是儒家争论的论题之一。
时下儒家三大学派，王学倡导“知行并发”，程学倡导“知先行后”，温学倡导“知行合一”——共济学堂立在这的“行先知后”，便与三大学派的论点都大有差异。
名可秀提出的是一种实践创知论，主张获取“新知”必须以“行”为前导，唯“行”才能获得“真知”。
《御宅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