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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自汉代独尊儒术后，何曾遭受过这般针对儒者的攻击，更何况是来自于儒生们向来鄙薄的商人阶层？这般有组织、有规模的反击，不仅儒子考生们看呆了，就连一些士大夫官员也懵了一阵。
杨时等人愤怒了，历朝文人间虽有论战争斗，但辩来辩去争的都是儒学正统，脱不了一个“儒”字，今时却是被儒林之外的商民驳斥，岂得罢手？
于是，这场看不见刀锋的儒商之战，迅速扩散蔓延开去，并形成以京城为核心，分两浙、湖湘、巴蜀、东南四大战区的“报端论战”，彼此间又相互声援影响，结成一片熊熊之势，几让人怀疑这暮春时节已入盛夏。
在名可秀有心引导下，这场论战渐渐从商人应诏的争论演变到 “义利之争”。从《西湖时报》到《湖湘时报》，从《广南时事》到《巴蜀时论》……文人的笔椽舌战充斥在报端，又喧议于肆坊，一时闹得轰轰烈烈。
等儒学大家们醒过味来，意识到偏离了批驳主题时，南廷制举已正式开考。
那是三月二十九日。
贡院冲突
制举开考，似乎一切争论已经尘埃落定。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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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举按科目试，分举试（初试）、进试（复试）和殿试，均在京城举行。
如按贡举惯例，初试为州试，应在地方州府举行，州试后才是入京的复试，称为省试。从以前的制举来看，因应诏人数少，所以考生也多半不在地方考试，而是直接进京应考，在秘书阁阁试后即由皇帝殿试策问，流程相对简单。
但新制举实施后，由于应考人数激增过万，礼部便提出按贡举惯例办：先州试取解后再入京省试。
这个提议却被名可秀否决。
“新制举十五科目，涉及农、商、工、天文、地理等诸方面，州府可有合适考官？”
她话中这“合适”二字，大有文章。
制举改革后“杂学”科目居多，熟悉贡举的州官未必通晓这些科目，或者不屑于通晓，在评选时就难免指鹿为马，或仅凭印象取人，达不到选才目的。
这是名可秀一方面的顾虑，另一方面，她预料到制举诏令颁布后必会引起强烈争端，在这种情况下，若先由州府取解，无法避免地方官员不会歧视商、匠籍考生，并暗中做手脚进行排斥！
基干这些考虑，她采用了首期武举的做法，将考生集中在京城考试。
其中，正副主考官由朝廷指定，主司为宰相丁起，副司为礼部侍郎周紫芝、御史中丞赵鼎、吏部侍郎叶梦得；除了正副主司外，根据科目不同又设执行考官。
执行考官必须通晓该科目，面向六部、各司监、地方州县公开选拔，不限官职、资历，均可自荐，由政事堂会同礼部按条件精选后，在三月中就集中到京城进行考前聆训。
“集中京城考试有两个好处！”
名可秀对丁起、宋之意道：“一是有利于对考官监督，保证科考的公允；二是这道制举诏令颁布后，必会引起争议甚至反对，这些考生如分散在地方州试，难免不生出事端，地方官如不妥善解决甚或暗中搅局，便会对制考形成恶劣影响，破坏变革。”
“宗主英明，料事周远，非愚等可及！”宋之意一甩袖子，拱手潇洒揖礼，神态风雅之极。
丁起侧头扫了他一眼，目光略略有些古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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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两人告退后，卫希颜从书阁的里间走出。
“可秀，我现在相信了。”她笑道，“这个宋之意呀，你若说月亮是方的，他一定不会说圆的。”
但这位名列名花流八大高手之四的“写意风流”绝不是平庸无能的拍马逢迎之徒，却当着丁起的面能将自家身段放低到如此！这人，能圆能方，和丁起倒有得一比！
名可秀抬眸一笑，淡淡道：“方才那番话，他心中早有定见，不过是借我之口说出罢了。”
“哦？”卫希颜微微扬眉，心忖宋之意隐下对策不谈，莫非是不愿在丁起这位宰相面前太过出位？
这宋之意，当显时显、当隐时隐，看来深谙官场进退之道！
假以时日，必是朝中能与丁起并肩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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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举的举试和进试各为三天，考试场面同以前的科举相比，颇有些特异。
考场并非统一集中在贡院，而是因地制宜，分散进行。
如“直言极谏科”、“博通籍典科”、“商科”、“算科”等科目在贡院考试；而像农科、水利土建科、矿冶科这类技作性强的科目举试是在贡院文考，进试则在京郊农田、将作监工坊、或矿冶署的浙东矿场等地进行实作考察。
除了考场不同外，新制举在考试方式上也若干变革。
《御宅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