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1883年商行陆续购入“恩昌”号、“兴隆”号和“念远”号之后,1885年又拥有了“琼羽”、“鸿鹄”号。
如今已是1886年八月,已将五十万两白银备齐的沈念恩想要再入手招商局的两艘商船,这样商行旗下便会拥有十四艘海轮,形势空前喜人。
沈念恩甚至为新船起好了名字,分别为“翊运”和“皓鑫”,皆因感于国弱积贫,可见他对国家前景还是充满期望的。
打探到此消息后,白齐芳真的有些坐不住了,要知道他在航运业摸爬滚打了半辈子才拥有了十八艘海轮,八艘江轮而已。
虽然他的商船全部购自英国,吨位上还具有明显的优势,可即便如此,对于沈念恩的这种后来居上行为他还是感到难以容忍。
他之所以会寝食难安,其源头则来自于对“船王”美誉的万般眷恋。
这时的白齐芳已经是七十一岁的高龄了,经年累月的操劳令他的身体不堪重负出现了明显的不适。
几个月前,他的右腿还长了块手掌一样大的疮。
得病初期,疮只有指甲那么大,白齐芳一会觉得冷,一会又觉得热。
但是没多久他的筋骨已感到疼痛难忍,而那块疮迅速向四周蔓延,表面虽不再发热,也看不到潮红,可是疼起来,他的腿感到钻心剥皮一般,疼的伸直成了妄谈。
虽然嘴上不愿承认,可他心里明白,自己怕是时日无多了,所以这一回他深感自己不能再坐以待毙,必须得给沈念恩制造一个大大的麻烦才能心安。
其实要在这之前,他就已经给沈念恩制造了不小的麻烦。
两年前,为了远东船行的长远发展,白齐芳的小儿子白汝霖娶了徐闻江的四女儿徐玉贞为妻,因而白启芳算是与徐闻江结为了姻亲。
这样一来,朝廷的很多内部信息他都能最快地得到不说,与他合作的商家厘金税也少上缴了许多。
毕竟如今的航运业,沈念恩的长租方式更得人心,所以那时的白启芳依靠旁门左道抢回了不少客源。
因为此事,与兴和商行合作的商家们还特意质问过沈念恩,为何租白启芳的船厘金税明显要较租他的船少上许多。
得知后,沈念恩曾特意赶至粤海监咨询相关人员,而官方给出的解释是,每种商品附加的厘金税不同,因而无法一概而论,粤海监有着统一严格的管理制度,不会徇私舞弊对某些商家予以优待。
听了这些说辞,沈念恩心如明镜知他们只为搪塞自己而已,谁让人家白齐芳有三头六臂成功搭上了徐闻江的“船”,自己也只有吃哑巴亏的份。
所以最终他只能靠降低四分之一租金留住租户。
而厘金税究竟又为何物
鸦片战争前,在清政府的财政收入结构中,田赋一直是支柱性的财源。
最近这些年月,田赋虽然还是很重要的收入来源,但它的支配性地位已被关税和厘金所取代。
1854年对外贸易征收的关税由实为外国人掌控,且收入上缴给中央政府而不归各省掌握。
然而,海关税不具有扩张性,在缺损的主权下被西方列强规定在一个很低的税率之上。
但是第二种新税制则恰恰相反,它几乎完全脱离了京城的控制,而这就是厘金税。
厘金税原来是各省官员为了筹集镇压太平军而设立的,作为向通过运河的粮食征收的内地过境税。
自那以后,厘金税不但在运输沿线征收,而且还在出发地作为生产税或者在目的地作为营业税征收。
而其税率相差很大,从货价的1到10不等,在各省每年向户部上报的商品厘金税中,中央政府只能处理约20,其余的实际都由各省掌握。未上报数量不详的税收当然也归地方官府留用。
厘金作为对工商业增税的一种制度形式,不仅代替了已经处于瘫痪状态的国内常关的职能,而且还具有“因地制宜”的灵活性。
可由于它的存在,土货在市场上的流通更受阻碍,随着洋货的倾销,土货的竞争力已被削弱的所剩无几。
几日后,在白启芳的明示下,徐闻江再次请沈念恩来粤海监“小坐”。
知道准没好事的沈念恩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前去与对方会面。
二人相见后,徐闻江和颜悦色地夸赞完兴和商行大好形势后,话音一转,试探地问道“沈老板,兴和商行最近还有没有再进购新船的打算啊”
沈念恩闻后心里琢磨道“他这么问是什么意思莫非他已经知道了我想要再买两艘新船的事”
虽然预感不祥,可他还是点头承认说“念恩确有此意,只不过”
沈念恩的下文本是“只不过这事一时半刻还不见得成不成呢”,可徐闻江却迫不及待地来了句“没什么只不过的,买新船是好事,我们粤海监本应该是支持的,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