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全球》第五百一十三章：河套之战（九十八）

    移民全球正文卷第五百一十三章：河套之战任何危机的最终暴发，除了矛盾的累积以外，都会有一个导火索。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统治的爪哇地区，华人社群兴盛及衰弱的导火索，都源自于一个甜蜜的商品——蔗糖。在人类的食谱中，盐可以算得上是第一必须品。人类之所以需要食用盐，是因为需要盐中的钠离子，来保持细胞内外渗透压及身体的酸碱平衡。如果要找一个仅次于盐的调味料，应该就是“糖”了。

    与盐相比，糖看起来似乎没那么必不可少。不过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那就是刺激大脑中的多巴胺神经元。多巴胺是一种能够让人产生愉悦感的物质，很多行为都可以刺激多巴胺的分泌，让人产生愉悦的感觉。除此之外，一些物质也能做到这点，比如毒品。毒瘾之所以难戒，根源上就在于毒品能够刺激多巴胺大量分泌，使人在生理、心理上产生依赖感。

    除了毒品这种强刺激物质以外，我们的食谱中还有很多常见的物质能够刺激多巴胺的分泌，并产生一定的依赖感，比如咖啡因、酒精，以及烟草中的尼古丁。相比这三种物质所产生的“瘾”，很多人对“糖瘾”知道的就比较少了。其实人类之所以对甜食有着天然的喜好，很大程度就是因为糖能够刺激多巴胺的产生，如果过量食用一样容易成瘾。

    多巴胺本身并不是什么坏东西，如果没有了它，我们的人生才是一片灰暗。只是凡事都有个度，一旦跨过了这个度，打破了人体的平衡，就会反受其害罢了。毒品之所以可怕，在于它的强刺激性会使得其它刺激多巴胺分泌的手段，变得黯然失色。尤其是以海洛因为代表的，能让人一、二次成瘾的硬性毒品，使得人类几乎无法靠自身的意志力来逆转这一成瘾的进程。相比之下，糖、咖啡因等物质的摄入量就容易控制的多了。

    之所以要对“糖”的功能做一个技术分析，是想告诉大家，从一定层面上看，“糖”的消费市场也是可以像19世纪的鸦片一样，被培育、放大的。类似的还有咖啡、茶的消费市场。与后两者比较，糖的市场前景还要更为广阔。因为作为一种高热量的碳水化合物，糖还可以起到迅速为人体补充能量的作用。

    在大航海时代，就从阿拉伯人那里了解甘蔗种植技术的欧洲人，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更多的糖。这是因为，纬度偏高的欧洲并不太适合甘蔗生长，湿热的热带、亚热带气候区，才是甘蔗喜欢的环境，这使得16世纪以前蔗糖在欧洲的价格，一度非常昂贵。伴随着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贸易流通，欧洲蔗糖消费市场在16中期-17世纪初得以迅速扩张。蔗糖与茶、咖啡等同样来自地理大发现成果混合在一起，改变了欧洲人的饮食甚至生活习惯。同时，蔗糖还被加入到各种食品中，以至于今天我们一提到西餐，首先浮现在脑海中的，总是各式甜点。

    除了商品本身的品质以外，消费市场能否被刺激起来，产能的作用更为重要。如果没有足够的产能支撑，那么消费习惯就会被引向其它方向。地理大现为不能自实现蔗糖自给的欧洲，补上的供应端的不足。作为最早在海外殖民地引种甘蔗的国家，葡萄牙人在得到巴西后，也将甘蔗作为最重要的经济作物，引入了这片新大陆。返销欧洲的蔗糖，对欧洲市场的培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直到今天，巴西仍然是全球种植甘蔗最多的国家。

    亚洲供应端的打开，也对欧洲市场造成了影响。之前曾经分析过，尽管甘蔗的原产地是在印度，但中国才是最早精练出白糖的国家。中国产的白糖，甚至销往印度，以至于今天在印地语中“白糖”一词的意思便是“中国的”。将中国产白糖大规模输往印度的，就是17世纪在亚洲称霸的荷兰。除了从中国大陆地区进口以外，荷兰人从亚洲得到的货源，更多来自其在台湾开辟的种植园。

    由于巴西白糖在运程上有着显著优势。最初荷兰人的白糖贸易，主要是针对日本、波斯市场。不过一直挑战葡萄牙的荷兰，在切割葡萄牙的亚洲贸易蛋糕同时，同样也没有放过巴西。一系列针对巴西的战争，特别是对巴西海岸重要港口的占领，极大影响了巴西种植园的生产，及蔗糖的出口。尽管最终“荷兰西印度公司”的扩张并不成功，但新大陆的战争却使得荷兰东印度公司成为受益者。在巴西白糖供应不足后，荷兰东印度公司所控制的亚洲白糖，迅速开始填补空间。

    蔗糖贸易所产生的巨额利润，弥补了荷兰人因香料贸易衰退所造成的损失。然而一如香料贸易一样，荷兰人控制下蔗糖贸易也终会有衰退的一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消费市场的饱和。就欧洲市场而言，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培育，蔗糖消费在18世纪中增速开始放缓。与此同时，蔗糖供应端的竞争却愈发的激列。

    在亚洲方向，中国人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对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贸易链产生了重大影响。郑成功在台湾的登陆，使得荷兰人丧失了在东方最重要的甘蔗种植基地。也正是从那时起，以巴达维亚为核心的荷属东印度群岛，才成为了荷兰人重点开发的甘蔗种植区。基于中国人在甘蔗种植及蔗糖提炼方面的技术优势，荷兰人一直希望招募到足够多的华人，来帮助他们在爪哇重建蔗糖供应基地。

    17世纪80年代，清王朝在解决台湾问题后的开放海禁措施，以及随之而来的海外“淘金”热，让让爪哇的制糖业迎来真正的高峰。据统计，18世纪初在巴达维亚的华人中，有85%都是服务于甘蔗种植园或者制糖厂。这种对单一经济的依赖，也让当地华人的生存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一旦荷兰人失去了对蔗糖贸易的主导权，这些华人何去何从将成为大问题。

    需要提一下的是，虽然台湾问题的解决，间接帮助荷兰人解决了劳动力的问题，却也同时让荷兰人失去了日本市场。因为此后地理相近的中国蔗糖，重新占领了日本市场。为了弥补亚洲市场的损失，荷兰人瞄准了与爪哇地理相近的印度市场进行深度开发。今天印度人是如此的爱好甜食，说起来荷兰人也是做出了一定贡献的。

    事实上，欧洲才是爪哇白糖深耕的主要方向。受益于地理大发现，欧洲人当时的消费水平要高于世界其它地区。在市场出现饱和之前，荷兰人的东西方蔗糖贸易也迎来了它的巅峰。然而不要忘记的是，从地理位置来看，只需横跨大西洋就能运抵欧洲的美洲蔗糖，才更据优势。随着巴西制糖业的复苏，欧洲市场开始面临西印度蔗糖的冲击。更为严重的是，一直觊蔗糖利润的英国人，也将自己控制下的加勒比地区，打造成了甘蔗种植基地，并持续扩张产能。

    在供给和消费两个终端不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荷兰人的蔗糖贸易在18世纪30年代末，开始迅速走向衰弱，大量种植园主破产，逼迫荷兰人开始考虑，如何处置中国人的问题。荷兰人所想到的办法，是将这些华人分散移往其它荷兰殖民地，进行新的开发工作。

    从商业角度来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做法似乎并无不妥。然而从自身的文化属性来说，中国农民几乎与荷兰商人是对立的，甚至可以说是两个极端。对于商人来说，因为经济结构调整而进行资源的调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而对于小农经济思维中国人来说，对熟悉环境的耐受性要强烈的多。上百年的磨合，已经让巴达维亚沉淀出了成熟的华人社区，华人并不愿意因为短期的经济困难，就再次背井离乡。去接受未知前途的命运安排。

    公元1740年，在两种文明、两种理念的碰撞之下。爪哇华人社群与荷兰人之间的矛盾变得难以调和。试图反对迁徙的华人群体，与持强硬态度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之间，爆发了武装冲突。冲突的结果，导致上万巴达维亚华人，被视为不稳定因素而遭到屠杀。由于事发地有一条叫“红溪”的河水，这一屠杀事件也被称之为“红溪惨案”。

    在这里解读“蔗糖贸易”和“红溪惨案”的大背景，并非单纯的让大家缅怀历史。更多在于让大家明白，被动卷入全球贸易链中的海外华人社群，其实很难决定自己命运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进入上层建筑又可保护自己的利益。然而纯粹追逐利益的荷兰人，并没有让华人社群帮助其统治殖民地想法。将华人单纯视作贸易链中一环的做法，使得荷兰人会在有尾大不掉感时，毫不犹豫的用强硬手段解除威胁。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海外华人群体，都没有看到过掌握自己命运的机会呢情况也并非如此。下一节，一个颇有些小清新味道的名字“兰芳”，将呈现在我们面前。拔开笼罩在它身上迷雾，也将成为我们接下来的任务。

    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殖民帝国的形成也是如此。今天大家印象中的西方殖民版图，大多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整合结果。不过虽然列强彼此之间磨合出了势力范围，但具体到对内部诸板块的统治形式，却也是千差万别。今天将要解读的，就是一个属于荷属东印度势力范围的奇怪华人组织——兰芳公司。

    一个客观事实是，西方文明在全球的做大，与地理大发现及后来对世界的瓜分有着莫大的关联。作为这场盛宴的缺席者，甚至是受害者。不少中国人在思考个中原因也，也希望能在历史中寻找到，中国人也曾有机会海外再造中华的证据。“兰芳共和国”就是诸多历史线索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然而历史上，真的存在这样一个共和国吗甚至能如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仅比美国建国时间晚一年的“亚洲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呢

    单从名字来看，“兰芳共和国”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个组织从来没有用过这样政治的名称。所谓共和国之说，更多是当时的西方观察考察后认为，其已经具备了“共和”及“国”的两个要素，在外交层面有将其归类为“共和国”和行为。这样做，更多是为了区别土著马来族群所建立的苏丹国或者更原始的部落体。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认定，就是接下来的解读的了。

    先来看看“兰芳”所在的加里曼丹岛的情况。加里曼丹岛是印尼人在独立后所取的马来语名称，中国人大都还是愿意称呼它之前的名称“婆罗洲”。尽管面积是南洋诸岛中最大者，但婆罗洲的开发时间及深度，远不如爪哇、苏门答腊两岛。相对较偏的位置及不够肥沃的土壤，是造就这一现状的两大原因。以至于中国人和荷兰人进入开发之时，岛上的大部分土地还是为原始森林所覆盖。

    婆罗洲在开发上的滞后，还体现在它复杂的民族结构上。在一般人的认知中，今天以南洋群岛为居住地，属于南岛语系-印度尼亚亚语族的“马来人”种族集团，除了在菲律宾北部的部分皈依了天主教以外，这一种族集团几乎能够与穆斯林划等号。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在南洋诸岛上实际还存在部分没有伊斯兰化，甚至还保持原始宗教信仰及生活方式的同语族部族。尽管在数量上没办法与数亿“马来-穆斯林”相比，但在局部地区却可形成数量上的比较优势。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婆罗洲。

    在马来西亚，马来族、华族、印度族是被认可以三大民族。根据2010年的统计，在2627万拥有马来西亚国籍的人口中，马来族的人口占比为54.5%，华族为24.5%，印度族则为7.3%。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三个数字相加不过为86.3%，还有数量高达350余万的其他“马来西亚公民”隶属于什么民族呢

    除了少量外部移民以外，这些没有被归类于马来西亚三大民族的民族，就是我们刚才指出的，生活在婆罗洲的那部分尚未伊斯兰教化，但在语言、种族属性上却与马来/伊斯兰群体相近的部族。在马来西亚的民族结构划分中，他们有一个尴尬的总称——其他民族。

    对于已经成为穆斯林的马来族来说，婆罗洲型性的“马来人”的存在，多少有些敏感。一方面马来族认为，这些婆罗洲土著天然应该成为穆斯林；另一方面，这些据守山林的婆罗洲土著，却认为已经伊斯兰化了的马来人，实际是入侵了他们祖先留给他们的土地。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些“其他民族”除了坚守自己的原始宗教信仰以外，甚至会主动选择基督教等其它宗教信仰。另外，还有相当部分土著部族，认定自己的祖先是1500多年前从中国西南迁徙而来，华人才是他们失散多年的“远亲”。

    出于分而治之的目的，马来西亚并不愿意给那些非伊斯兰信仰的婆罗洲原住民一个统一的族称。在不得已给予族称时，也是将之分别全名为伊班、比达友、乌鲁等名，但随着婆罗洲的经济，逐渐与马来亚差距越来越大，这些民族内部却有很强烈的愿望，形成一个更高层面的民族共识，以为自身争取更多的权力。

    民族的划分本身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据不完全统计，婆罗洲土著最起码可以分为6个民族，数百个支系。马来西亚的婆罗洲，土著所希望得到的更高一级的民族标签叫做“达雅”，具体的做法是在每一个部族前面，加上一个“达雅”的前缀。比如伊班族，就可以被称之为“达雅-伊班族”。

    以“达雅”为标签的婆罗洲土著民族，并非只存在于马来西亚，而是遍布整个婆罗洲。与马来西亚规避“达雅”一名不同的时，在印度尼西亚，达已经成为了表列民族。类似对民族划分的不同认定情况，同样也存在于中国。比如对台湾原住民族的认定，暂时无需承担具体管理职责的大陆方面，给出了一个“高山族”的笼统总称。而台湾方面则列出了泰雅、阿美、排湾等14个族名。事实上，这个划分标准也没有得到学术上的认可。换句话说，在不同的专家看来，可供细分的民族数量是有很大商榷空间的缺乏可共同追溯政治历史，是这些台湾、婆罗洲土著难以整合到一起的重要原因。在同一片土地上生存了那么多年，每一个以血缘为纽带自然形成的部族，自身都形成了一些独特的特点，甚至因为争夺生存空间而结下了世仇。将之实际整合在一起，本身并不容易。

    在内部缺乏整合纽带的情况下，外部推进也是一种方式。比如曾经的苏联和今天的中国，在建国后都曾经对境内的民族结构做过一次梳理、整合工作。这其中就有基于简化管理的需求，将一些在文化上相近，但政治上没有共同历史的族群，整合为一个民族的案例。然而马来西亚方面却缺乏这样做的动力，因为尽管以伊斯兰教为凝聚点的“典型性马来人”，在整个马来西亚是多数民族，但在东马来西亚的沙巴、沙捞越两州，人口占据多数的却是有可能整合为“达雅族”的型性马来人。

    一旦东马土著得以整合在一起，并在政治上成为与前述三大民族并立的民族，其信仰上的非伊斯兰化将会被有意凸显出来。在西马或者说整个马来西亚，马来人维持自己在三大族群中统治地位的基础，在于其认定自己才是马来西亚的土著民族，而华族及印度族属于外来民族。由此马来人也可以心安理得的享有更多的政治权力。

    不管马来西亚的做法，是否公平，但在一个地缘结构破碎、多民族共存的国度里，这种做法客观上还是维持了各民族的微妙平衡。尤其是华人占据了经济优势。问题在于，这种外来民族的认定，显然是不能扣在东马土著身上的，东马土著也由此在理论上，享有与马来人同等的权力。如果“达雅人“形成了统一的意识和行为准则，即使不凭借人口的比较优势，将东马分裂出马来西亚联邦，也有可能与华人、印度两族形成联盟，共同对抗伊斯兰信仰的马来族。换句话说，马来西亚实际上并非是一个穆斯林占据绝对优势的国家，作为掌握政权的马来人，最需要防备的是非穆斯林族群有机会形成统一战线。

    作为较晚接受“文明”洗礼的婆罗洲，达雅人的及其人口比例上的优势，并不只存在于马来西亚境内，也存在于印尼境内。依据所在方位，印尼所控制的加里曼丹岛部分，被行政分割为：东、南、西、北、中五个“加里曼丹省”，其中除了最靠近爪哇的南加里曼丹省外，达雅土著在其它四个省份均为多数民族。整个婆罗洲可以被归类于“达雅人”的土著民族，据估计总数可能高达800万。

    然而在印尼方面，对于达雅人问题的敏感度，并不如马来西亚那么高。这是因为，印尼部分的加里曼丹岛虽然有数百万达雅人，但放在印尼2.6亿的人口数量中，是非常不干起眼的。换句话说，爪哇、巽他等穆斯林民族占绝对人口优势的印尼，并不担心达雅人有机会分离出去。相比之下，反倒是亚齐这种更原教旨，并远离政治中心的伊穆斯林民族，更容易有分裂的倾向。

    好了，现在我们知道，在南洋诸岛中，加里曼丹岛在地缘结构上的神奇之处，并不仅仅是因为马来、印尼、文莱三分天下的格局，还因为有个足以影响岛屿地缘政治格局的土著“达雅人”存在。从地缘规律上看，类似“达雅人”这种原本整体处在原始氏族状态的土著，将会随着外来民族和文明的入侵，逐渐缩小人口上的优势，直至最终被基本融合。时间已经推进到了21世纪，达雅人依然能够在婆罗洲的人口中过半，可以想见，在18世纪后期，中国人大规模踏上这片土地上时，达雅人在数量上有多大的优势。

    人口数量并非是衡量竞争力的唯一标准，否则我们也不会认定，达雅人在婆罗洲的人口比例，将随宜着外来人口和文明的入侵，逐渐消亡。历史上，达雅人在文明层级上处于非常低的水平。以至于18、19世纪与之接触的西方人，会将他们称之为“猎头族”。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大陆开发台湾岛时也曾经碰到。总得来说，越靠近山地的部族，所保持的原始习俗会越多。

    有考古证据表明，在伊斯兰教席卷南洋之前，婆罗洲的一些沿海点也如南洋其它岛屿一样，接近过印度文明的影响。不过真正让婆罗洲为文明世界所熟知的，还是伊斯兰教的传播。整个婆罗州最早接受伊斯兰信仰的，是15世纪中的“文莱苏丹国”。此后自16世纪起，婆罗洲沿岸的各重要港口，尤其是能直接受贸易线辐射的北、西、南沿海，随之出现了一系列据港而兴的小型“苏丹国”。比如西加里曼丹沿海的三发苏丹国、苏卡达纳苏丹国；南加里曼丹的马辰苏丹国等。

    鉴于婆罗洲本身的潜力有限，这些小型苏丹国本身在南洋地缘政治舞台上大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其统治范围也多是处在沿海的河口地区。至于说它们的建立者，是从马来半岛或是爪哇、苏门答腊而来的马来穆斯林，还是受穆斯林商人影响，而改信伊斯兰教的达雅人，倒是并不重要的。伊斯兰信仰及统治方式，足以将他们融为一体，并与原始达雅部族区别开。

    对比达雅人的原始宗教信仰，以及落后的生产方式，马来-穆斯林群体在婆罗洲拥有很大的优势。换句话说，在伊斯兰教的强大渗透力下，那些沿海苏丹国必将渐渐向内陆扩张，并一点点同化土著的达雅人。比如文莱就一度统一了包括文莱、沙捞越、沙巴在内的整个婆罗洲北部。而这三个地区也因此经常在地缘政治上放置在一起，被称之为“北婆三邦”，或者“砂汶沙”地区。

    然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却对南洋的伊斯兰进程造成了重大影响。最显著的改变，是处在伊斯兰教传播链最末端的菲律宾北部，在西班牙人的殖民统治下，成为了天主教之地。在文明开化较晚的婆罗洲，类似的非伊斯兰外来影响也同样存在。除了以荷兰人为代表的西方力量以外，华人群体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并对婆罗洲的地缘结构造成了影响。

    在达雅人的传说中，他们在婆罗洲的，或者说最初聚居地位于今天印尼境内的“西加里曼丹省”境内。巧合的是，以“兰芳公司”为代表的华人社团，所选择的登陆之地，也是在西加里曼丹省。至于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又造成了什么样的深远影响，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从轮廓上看，婆罗洲大体呈现为一个向东倾倒45度的等腰三角形。在地形图上，最引人注目的是自东北部顶点，向南偏西方向延伸的一条高大山脉。我们可以将之称之统称为“伊班山脉”。“伊班”之名，源自于东马来西亚境内最大的达雅人部族“伊班族”。

    这条主分水岭承担分割印、马两国功能的伊班山脉，其实被命名为“达雅山脉”会更好。当然，达雅也好、伊班也罢，在婆罗洲也许有着特殊的地缘政治意味，但对于外部观察者来说，名字只是一个代号，叫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个标签来标定它。山脉和原始森林，往往是土著文化的最好保护者，这一特点在婆罗洲也有着充分的体现。接受这种“原始”地理环境保护的，并不仅仅有数百万达雅人，还有非常珍惜的“婆罗洲侏儒象”。

    今天生活在婆罗洲的大象，总数量不足2000头，作为一个亚洲象的一个孤立亚种，这个数量已是非常稀少了。最新研究表明，婆罗洲侏儒象是一个本该因人类活动而灭绝的物种。它们的原产地并非婆罗洲，而是与之隔海相望的爪哇岛。与在亚洲大陆的亲属略有区别的是，生活在更低纬度地区的爪哇/婆罗洲象，体型要更小巧一些，即使是成年雄性，身高也不超过2.5米。

    很显然，婆罗洲侏儒象这一特征是受气候环境影响而自然形成的。就像苏门答腊虎的体型小于孟加拉虎，孟加拉虎又比华南虎更小一点一样。大约在200多年前，几头“爪哇象”被当作王室之间的礼物引入了婆罗洲，并在婆罗洲原始森林的庇护下繁衍至今。不幸的是，在这次带有政治意味的物种迁徙之后不久，爪哇本土的大象便灭绝了。尽管有人认为荷兰殖民者应该为此负责，不过考虑到爪哇岛那恐怖的人口密度，这口锅一定要让某个西方国家背的话，由葡萄牙人来背会更合适

    由于没有强大的陆地军事压力，婆罗洲侏儒像并没有如他们在印度和中南半岛的表亲一样被训练为战象，因此也没有机会在地缘政治舞台上露脸。之所以在这提一下这种看似无关的动物，是因为他们和达雅文化的存在，其实都依赖于婆罗洲的“原始环境”。如果有一天，婆罗洲的野生大象没有了，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达雅文化，也很有可能会随之消失了。

    当然，即使环境发生了彻底变化，也不代表作为族名“达雅”会消失。适应新环境，为原有文化注入新凝聚点，是很多族群在延续并发展壮大时会做的事。达雅人或许也能够找到一个，让自己不再依赖“原始”属性，还能够内部达成共识的方法。在这一点上，数百年前那些引入伊斯兰信仰马来人，算是作出了一个成功表率。只不过，如果想保持自己的族群独立性，达雅人显然是不能做出同样选择的。

    达雅人的这一困境，在16、17世纪婆罗洲沿岸纷纷建立小型苏丹国时期就已显现。很多数时候，先期已经接受其它多神信仰，并且建立相对完善统治体系的地区，在传播一神宗教时时会更顺利些。简单点说，就是文明开化地区的社群，更容易权衡利弊做出更现实的选择。一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典型案例，是上世纪60年代起，基督教在韩国的爆发式传播。今天，韩国信仰各种教派的基督教徒，数量已经超过总人口的一半。在这个过程中，摆脱“落后”中华文明的影响，拥抱更有活力西方文明的想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随着中华文明的复兴，韩国在文化因素上如果有些“复古”的做法，比如一定程度的重新接受汉字，也同样不足为怪。

    对于2、300年前，那些占据沿海港口的马来/穆斯林来说，向内陆扩张的速度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达雅人和客观地理环境的“原始”性，是造成这一困扰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则是没有足够的人力。人力资源，是地缘竞争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日本，及至当时的朝鲜半岛，曾经在东北展开了一场移民大战，以期得到这片东亚大陆最后和处女地。尽管后两者，一个在政治/军事上占据了优势，一个地理距离上更具优势，但最终获胜的还是人口占压倒性优势的中国人。

    如果有更多马来/穆斯林人口移民婆罗洲，势必加快岛上苏丹国的开发进程。然而相比爪哇、苏门答腊、马来半岛而言，婆罗洲无论在航线还是土地资源上，吸引力都不够大。在这种情况下，拥有足够人口潜力，并且与南洋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华人”，成为了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通过前面的内容我们了解到，中国人进入南洋的历史可以说是非常早。荷兰人对爪哇的开发，掀起了一波移居南洋的新。问题在于，无论是荷兰人还是婆罗洲的苏丹，引入华人的目的，本质都是为了让后者创造经济价值，而华人愿意背井离乡的跨海而来，也同样是为了“淘金”。如果说荷兰人吸引大批华人前往的利器是“蔗糖”的话，那么婆罗洲苏丹们靠的又是什么呢答案是一个足以让你眼前一亮的矿藏——黄金。

    黄金的价值和吸引力自不必多言。人们常常把华人出海谋生的历史，称之为“淘金”，以至于今天若有人出国留学，也往往被冠之以“镀金”之名。殊不知最初大量华人去往海外的目的，真的是去“淘金”。在华人海外淘金的历史中，最知名的地点应是美国太平洋海岸城市“圣弗朗西斯科”了。19世纪中叶，这一地区的河流中发现了黄金，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吸引了数以万计的人口前往淘金，这其中就有大量契约华工。圣弗朗西斯科也因此有了个中国式的名称——旧金山。

    一开始“旧金山”前面并没有一个“旧”字，只不过在圣佛朗西斯科发现黄金之后不久，太平洋之南澳大利亚墨尔本也发现了金矿，并同样被前往中国招募华工的商人渲染为“金山”。为示区别，美国的“金山”就变成了“旧金山”。这段发生在19世纪的历史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农耕民族，华人所数千年积淀出来的“勤奋”基因，使之所能够适应的环境，决不仅仅限于种植园。今天的中国能够在跻身工业化国家行业，并有在互联网时代领先的态势，这一优良的文化基因同样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19世纪中叶，美国和澳大利亚并非华人海外大规模淘金的开端，追溯起来的话，黄金对华人的吸引力，在一个18世纪初的婆罗洲就已经显现出来了。需要说明的是，早在荷兰人觊觎这片土地之前，华商就已遍布加里曼丹岛各港口，并对当地的商业呈主导之势。事实上在荷兰人重点经营的爪哇，最初的情况也是如此。不过相比种植业和采矿业，纯贸易活动所能沉淀的人口并不多，

    最早在婆罗洲发现并开采黄金的，应该是文莱苏丹国境内的华人。19世纪中，西加里曼丹沿岸的苏丹们，也纷纷引入华人勘测自己管辖范围内的河流，并陆续发现了多处金矿。如果以河流为标识划定范围的话，这些华人覆盖的矿区，从西加里曼丹北部的“三发河”流域，向南一直延伸到中南部的“帕万河”流域。其中又以西加里曼丹中心河流“卡普阿斯河”以北地区为集中连片区。

    与荷兰人将制糖业分包中国人的模式一样，西加里曼丹的苏丹们，同样也不会直接参与金矿的开采，而是将某一河段承包给某一华人社团，并定期收取租金。这种模式，给予华人以相当大的自由，以至于身处婆罗洲的华人群体，开始由经济、文化属性的“社团”，向有政治属性“社会”进化。当然，依托种植业做大的爪哇华人群体，也同样有着这个的趋势。只不过强势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以制造“红溪惨案”之类的强势手段，避免了这一切的发生。

    相比在荷兰人主导的巴达维亚等地，华人在西婆罗洲的政治空间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