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粹奇缘》第一百五十六章 端纳斡旋

    西安事变爆发当天，南京国民政府收到了张学良发来的八项主张通电。端纳与孔祥熙、宋美龄等恰在上海，也得到“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的信息。对于宋美龄来说，就如同晴天霹雳，当头一棒。且因西安与外界一切通讯联系中断，无法确知具体情况，宋美龄一时无所适从，并担心蒋介石被杀。

    端纳为稳定宋美龄的情绪，赶到她的宅邸，劝慰道:“第一，我不相信少帅会搞兵变；第二，我不相信委员长已经死了。前不久，我与张学良在南京有过一次长谈，张向我流露了不愿打内战，而愿枪口对外，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思想情绪，同时一再申述他对蒋介石的忠诚。”

    深夜，端纳随宋美龄、孔祥熙坐火车返回南京，13日晨抵达时，南京国民政府已陷于极度混乱之中。

    国民党领导集团，在如何处置西安事变的问题上意见分歧很大，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的强硬派略占上风，宣布撤消张学良的一切职务，并调兵遣将，准备讨伐西安，强调“政府不允许只考虑一个人的安危得失，而损害国家的利益。”

    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亲英美派则反对讨伐，力主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

    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和端纳等人则反对贸然采取军事行动，希望在西安局势进一步明朗化后再作定夺。宋美龄与何应钦进行了激烈的争辩，认为探明事变真相，营救蒋介石脱险才是当务之急，她指出:“委员长之安全，实与国家之生命有不可分离之联系”。端纳站在宋美龄一边，也力阻讨伐派采取强硬手段，他对何应钦说:“没有弄清真相之前，不能进攻西安。”

    在此情况下，以宋美龄为代表的主和派认为，立即探明事变真相和蒋氏生死，实为当务之急，不容稍缓。既然西安与外界通迅联系中断，那么剩下的唯一途径，就是派人飞赴西安，亲眼看看那里的情况，否则难以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当然风险之大，任务之重，也是不言而喻的。宋美龄考虑再三，请求端纳担此重任，亲赴西安，一探究竟。

    端纳的确是一个最合适的人选。他在华的传奇经历和特殊身份，使他足以担此重任。

    1903年，他以记者身份来华采访，最先揭露日本与袁世凯的“二十一条”密约。后投身政界，给具有不同政治信念、不同政治目标的实权人物充当顾问。在他旅居中国的三十多年中，曾先后投奔张人俊、孙中山、张作霖、张学良和蒋介石，充当他们的私人顾问。

    在担任蒋介石顾问之前，他是张学良的私人顾问。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与张学良更为亲近，超乎他与蒋介石的关系之上。蒋介石始终以“宾友”视之，张学良则尊他为老师。总之，他是一个既为张学良所高度信任，亦为蒋介石所高度信任的双重合适人选；同时，他作为出身平民的澳大利亚人，无任何外国政府的背景，可说无党无派，不偏不倚，他所说的话易为蒋张双方所接受，也易为南京方面所接受。

    端纳与宋美龄的关系，亦非同一般。辛亥革命前后，他与宋美龄之父宋耀如同在孙中山身边工作，两人结成异国知音，关系十分密切。宋美龄尊他为父辈，对他的才识推崇备至，端纳入幕蒋府，亦是宋美龄力荐的结果。他不仅为蒋介石效力，亦为宋美龄工作。

    端纳接受宋美龄的委托，慨然表示“义不容辞”，立即西行。为防止“讨伐派”的阻挠，于13日中午秘密至机场飞离南京。端纳随身带有宋美龄致蒋介石和张学良函各一件。

    离开南京前，端纳和宋美龄通过新架设的电台，致电张学良，告诉他端纳拟来西安，请“不要袭击他的座机”，并盼其即复。

    傍晚时分，端纳飞至洛阳。由于未得到张的复电，不敢直飞西安，尽管洛阳距西安尚剩一个半小时航程。晚上，西安方面依然杳无音讯。端纳打电话给宋美龄，说不管张学良有无复电，决定于明晨飞赴西安，不计后果。

    至14日晨，端纳准备冒险出发之际，宋美龄忽来电话，告诉他已收到张之复电，欢迎他入陕。

    端纳到达西安后，先会晤了张学良、杨虎城。张学良、杨虎城坦承:“此次事变实出于抗日救国的诚意，目的就在于逼蒋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并无任何个人恩怨夹杂其中，更谈不上杀蒋，亦无或共产国际的幕后参与。”

    这使端纳感到宽慰，他认为:西安的局势虽然极其复杂，但并非无可挽回，而是大有周旋余地。如果南京方面处置得当，释蒋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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