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战纪》第二十章 起势—扬帆八百里洞庭（七）

    苛重的捐税促使广大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走上了破产半破产的道路。这种情况，无疑是鸦片战争后湖南乃至全国相对过剩人口继续急剧增加的主要原因，也是泰上天国能够短时间内风起云涌的原因。

    此外，还有其他原因:其一，被遣兵勇流入湖南。鸦片战争期间，林泽徐曾在湖南省招募壮勇，被撤职后，其招募兵勇被遣散，许多流入湖南沦为失业者。

    其二，湖南通广州商路地位的改变。五口通商后，上海代替广州成为主要的对外贸易口岸，湖南至广州的商路发生危机。原来全部南运出口的内地产品，相当部分在湘潭、长沙装船，沿湘江而下，经洞庭湖入长江至汉口，再沿长江至上海出洋；外国商品相当部分也是从上海进口，经由长江、湘江深入湖南腹地的。这一商业路线的改变，使湖南湘潭、宝庆及湘南等地原靠运输丝茶为生的挑夫、船夫、媚客、及沿途旅客服务人员丧失生计，大批沦为失业者。

    其三，天灾频繁。泰上天国前夕，自然灾害频仍地袭击湖南大部分地区。纪元历11847年乾州水灾，11848年武陵、沉江、安乡等发生特大水灾，11849年永顺、保靖、安乡、武胶、石门、安福等又遭洪水冲击，11851年洞庭湖沿岸各州县发生水灾，而同时期的湖南南部山区多旱灾。连年灾害使百姓生产生活条件遭到巨大破坏，进一步扩大了相对过剩人口队伍。其中相当部分或为流动形式的相对过剩人口即流民。在落后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封建土地所有制经济畸形发展，民族工业尚没有产生成长起来，根本解决不了已经出现的相对过剩人口问题。

    从发展空间来看，湖南山多平原少，其中丘凌山地约占总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不像闽、粤等沿海省份，流民间以出洋谋生；也不象云南、新疆、东北等省份，可以通过开垦荒地来缓和相对过剩人口问题。

    在东胡单一封闭的自然经济结构和外国资本入侵双重压迫下破产的流民，往往投入会党或斋教。泰上天国前湖南秘密会党和斋教就很兴盛，除天地会组织外，还有串子会、红黑会、半钱会、一股香会等，名目繁多。而且，贫穷或破产的手工业者、农民、商贩等在谋生过程中，有相当部分流入广西境内。在地理位置上湖南与广西是彼此邻接、相互依托的自然整体，“粼桂走廊”作为相桂通衙将两省紧密联结在一起。道光年间，湖南向广西大量移民的现象增多。广西地处达隅，时有广东、湖广等移民，租山种地。流入广西的湖南移民通常被称为来人或客民。

    鸦片战争以后，愈来愈多的湘籍客民流入广西，分布越来越广。人多地少的矛盾更

    加突出，又使原来已经严重的广西人口问题进一步加深，土客之间的“夺佃”、“夺耕”现象经常发生并导致械斗。金田起义前夕的贵县土客大械斗，客家人败走金田，促成了这场农民起义运动的爆发。

    纪元历11852年6月，泰上军由广西转入湖南，当地不少会党和斋教群众纷纷投奔泰上军。在向湘北进军途中，泰上军获得商货船只和民船近万只，同时大批贫困破产的船夫、水手连同船只一并加入泰上军，为建立水营准备了条件。

    同年11月初泰上军在攻打湖南省城长沙的时候，先知集团的切入，不仅一夜之间击溃了在长沙一带的数万东胡军，还趁实势夺取了省城长沙。也就是入湘仅半年，其兵员已达30余万人，与刚入湘时的三四万余人相比，其增长幅度是十分惊人的。泰上军进入湖南可以说是当时战略上最正确的决策，进入湖南以后泰上军的人数开始猛增，但是泰上军的政策是一人参军全家带走，特别是泰上军攻占长沙以后这种增长速度直线上升。虽然30余万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老弱妇孺。但是兵员的人数也是从刚入湖南的不足万人增长到了有十万人。【 最快更新】

    记载中所知，泰上军在湖南的胜利进军，使泰上天国主要领导人确定了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的战略目标。要知道11851年初，泰上军在广西金田村举起反清大旗，各地拜上帝教教众齐聚于此，起义军达到了两万余人。这两万余人中不参与作战的家属占有很大比例，所以在广西流动作战的起义军实际参战人员也只有万余人。泰上军金田举兵后先后进武宣、象州，再返桂平，接着北战永安、桂林，攻占全州，激烈的战斗使得军队减员不少。虽然转战过程有新力量加入，但基本和减员数量持平，泰上军的兵力始终是硬伤，无论如何也壮大不起来。

    泰上军起义的年代两广发生严重的土客冲突，造成土家人和客家人之间极不融洽。泰上军客家人占很大的比重，想在广西补充兵员并不容易。况且广西以贫困山区为主，当时地广人稀，这也是限制泰上军发展壮大的一个客观原因。泰上军携带家眷在广西与东胡军周旋了一年多，队伍苦苦维持在两万余人左右。更令他们雪上加霜的是，在龙寮岭、蓑衣渡等战斗中部队损失了两千多人，在广西这样转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