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衍武的父亲洪禄承,年轻时气质出众,是个标准的美男子。可如今他卧病在床半年,头发白了大半,已经没那么好看了。尤其是那黄暗瘦削的脸颊,眼角腮旁的皱纹,全都在证明一个道理——生病的人真是容易老。此外,他原本还是个高身量的人,也是因为染上腿疾,才养成了弓腰驼背的习惯。现在无论哪个熟人,见到他如金钩大虾米一样攒在床上的样子,总会感觉他凭空矮了不少,就像是活抽抽儿了。
说起洪禄承的这个病,完全是因为“十年运动”时期,单位监督他劳动改造,把他长期安排在寒冷潮湿的防空洞里打理杂物仓库才染上的。从去年年底起,也就半年的时间,他的腿自膝盖以下由起初的发麻、发酸,很快发展到了疼痛、糜烂,以至于现在藏在被子下的两条小腿都已变得一片乌黑,烂成了血污一片。
众所周知,久病在床的病人很容易得褥疮。所以为了少受点儿罪,洪禄承每天还要坚持忍疼挪动几次身体。而就在刚才,正当他一如既往用肘部撑着上半身,挣扎着想要挪动时,却突然感到一阵乏力。结果力度失控,一下就牵动了小腿的疮口,引发了一阵格外钻心的疼痛。
不过,洪禄承尽管摔倒在了床上,头上疼出了豆大的汗珠,但他还是咬住嘴唇,执拗地攥紧拳头,不肯哼出半声来。女儿洪衍茹正在堂屋熬药,他怕女儿听见。
片刻后,疼痛似乎略微轻了些。洪禄承喘息了几下,一狠心,扶着床头他又重新坐起来了。这感觉怎么说呢就像万千细针一齐刺着他的腿。他的汗无疑出得更多了,可毕竟还是立住了。就这么着,他就生抗着,直到钻心的疼痛又衰减了些,才再次咬牙硬挺着一点点挪动。许久许久之后,在颤颤巍巍中,他终于完成了预定动作,带着满身冷汗靠在了床头。
洪禄承长长舒出一口气后,闭上了眼。挪动之后往往是腿最疼的时候。为了好受些,他常像这样把眼闭上想事儿。这种时候,他往往就会温习起有关洪家祖辈的故事,和他一生所走过的路,因而也总会萌生出一些说不清的怅然和迷茫……
洪禄承是1917年1月27日生人,农历是民国六年的正月初五。算下来,1977年刚好六十岁整。他与妻子王蕴琳是在1937年成的亲,一直以来相敬相爱,携手至今已育有三子一女。他生活中大部分都很普通,尤其是共和国建立之后。可要是非从他身上找到些什么特别符号的话,那恐怕就来自于他的家世了。因为他并非生于普通人家,而是生于解放前京城顶级的富豪世家——素被称为八大宅门之一的洪家。
在我国,谈世家,谈富豪,要有个分类,并不能拿来一锅烩。1949年以前,京城的富人阶层很复杂,既有交替登上政治舞台的新执政者,也有前清一系遗老和北洋废官家族,甚至还有逃难至京的俄罗斯王公贵族。而即便是豪商富贾,也因资金来源或是经营内容的不同,存在“官僚资本”与“民营资本”的差异,有着“新实业派”与“传统行商”的区别。
洪家历来以买卖兴隆和善于经营为京城百姓所称道,是最典型的传统商人代表。在解放前,京城流传着一个有关老字号商铺的顺口溜——“头顶马聚源,脚踩内联陞,身穿瑞蚨祥,腰缠四大恒,品茗吴裕泰,落座龙顺成,大摆洪门宴,延年齐仁堂。”这其中的“大摆洪门宴”一句,指的就是以酒楼饭庄和饽饽铺立足京城,并以“宴”字的谐音字——“衍”和“燕”字作为商铺字号的洪家。
洪家的家族史有记载,洪家先祖洪祥祺是雍正年间从山东福山老家来京的,算下来到洪禄承的父亲洪效儒这代,洪家在京城已历经九代人。这二百年的商业积累和人脉关系,为洪家涉足其他更赚钱的行业提供了基础,故而在洪效儒掌家之时,洪家的商业版图已变得异常庞大。
当时洪家名下各类产业计有:饭庄衍庆堂、燕喜堂,酒楼衍美楼、燕兴居,饽饽铺衍美斋、金兰斋、衍英斋、衍祥斋、衍福斋、衍华斋、衍德斋、衍宁斋。这些庄馆和饽饽铺地跨京津两地,联号分号共计一十八家。其中,衍庆堂、燕喜堂均位列京城十大堂,衍美楼为京城八大楼之一,燕兴居为京城八大居之一,衍美斋则与永星斋并称当年京城北案烘炉局之魁首,风头甚至还压过了正明斋和瑞芳斋。这么说吧,单是京城的餐饮业就被洪家占据了十之二三。
另外,洪家还跨行经营着天宝金店、三阳金店、万庆当铺、古玩店聚宝斋,并与太医院寿家,合股共办了参茸庄衍寿堂。分号遍及京城、津门、沪海、南京、西安、青岛、烟台、旅大、沈阳等地,共计一十六家。
在京城,人人都知道洪家富。但要说起洪家人过着怎么样的日子,大多普通人除了管中窥豹了解的一些表象外,其余也只能靠臆想了。打个比方,百姓说富,必是“穿金戴银,锦衣玉食。”而真正豪门世家,却只说“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其间差别,一语可判。况且除了优越的物质条件以外,在商业富豪的真实生活里,还包含着许多难言的苦涩。
这话绝非无病呻吟。我国历史上的统治者们,一向觉得商人靠出卖别人生产的东西取利,是极不道德的行为。而且从根儿上又认为商人的逐利性是搞乱社会的隐患,十分的不可靠。于是乎,对“商”这个阶层,历来严防死守,实行“抑制政策”,即“重农抑商”。故而商人富是富,但社会地位始终卑微。
就拿大清国来说,商人该穿蓝布大褂,那就得穿蓝布大褂,你有钱也不行。而且商人的儿子还不许做官,这大概就是现在说的封建压迫。
说到这里,洪禄承的父亲,平生倒是对雍正皇帝十分推崇。理由嘛,多少有点另辟蹊径的意思。按照洪效儒所说,在以农为本的封建社会里,统治者最怕百姓脱离户籍成为流民,使之失去剥削的对象,所以往往竭尽一切办法控制人身自由。而历朝历代,却唯有雍正朝的“摊丁入亩”政策歪打正着,竟为国人提供了真正的人身自由,这才使人们有了脱离地著选择职业的可能。否则,按照旧有的束缚制度,洪家是根本没有机会离开老家的。而且即便到了京城以后,也同样不可能招揽到足够的人手和伙计。更何况,若不是清廷皇家鄙夷商业到了不屑为之的境地,规定旗人经商就要被削去旗籍,那么像洪家这样的汉商即使身在京城,也是不会有什么生发机会的。对父亲这个观点,洪禄承也深以为然。
可即便做买卖的基础条件有了,但只凭一个普通商人要想把买卖做大,或是想进入国家专卖的领域,仍然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除非,你去依附权贵,成为所谓的“官商”。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洪家自不能免俗。不过,洪家人也用亲身体会验证了一个道理——做一名“官商”,虽然社会地位体面了些,做买卖也会有很多便利,但副总用却也同样严重,甚至有些得不偿失。
其中逻辑不难理解,正因为靠山是“官”,所以投靠的商人不仅在要接受权益分配的不公平,并且还会因为靠山身份带来的特殊需求,从而承担诸多的牺牲和风险。
比如清末的“官商合办”,这个由头就是个吞银子的黑洞。不知有多少“官商”,因为主家迎合“上峰”而被迫身陷泥潭,成了牺牲品。
而在此之后,接踵而至的清帝逊位,则更是一场几乎使整个京城商场为京城官场陪葬的旷世灾难。
大清国的时候,京城的消费主体是以满蒙旗人和官员权贵为主。所以辛亥革命让清政府这么一倒台,不仅消费市场直线萎缩,并且就连许多陈年旧债也难以追回,这就导致了大量中小工商业者直接破产。而且越是“官商”,在这种情况下损失也就越大,因为这些大商家最大的顾客就是紫禁城。
拿洪家来说,“衍”字号饽饽铺历来有代替宫廷内外饽饽房制作传供的活计,而参茸庄衍寿堂又长期专办东西御药房的人参和鹿茸,这么算下来,一共一十六万两货款就此打了水漂儿。再如齐仁堂岳家,因为享有供奉宫廷其他御用药材的殊荣,也不得不咬着牙硬撑下近二十万两的亏空。而在所有与清宫有经济往来的商家中,损失最大的,恐怕就是专为皇家营造的兴隆木厂马家了。据说,修光绪东陵所欠的二十二万两和修北海所欠的三万余两,皇家一个子儿也未曾支付,而当年给马家留下的那张欠据,也随着北洋政府的登台,成为了永远无法兑付的一纸空文。
到了北洋执政时期,政府则开始提倡“西风东渐”和“实业救国”,商人的地位表面上有了些提高。但实际上,商人的待遇不仅没有什么改善,反之比清末还远远不如。且不说军阀之争造成市面货源奇缺,也不说政府暗中为外国资本的经济掠夺大开方便之门。最主要的,是北洋政府收的苛捐杂税要比清政府还狠得多。而且军阀乱战时期,每一位带兵入京的将军,都把商人们当成了碗里的肉,任意勒索取用。这种情形下,商家们的“大出血”也就可想而知了。
更何况,那些大兵们也不是好敷衍的。这些家伙只要从军营里一被放出来,全是一窝蜂的来市面上占便宜。而洪家的店铺,因为有好吃好喝,自然就成了受侵害的首要目标。大兵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生混蛋”,干什么都横着来。骂着“妈拉巴子”白吃白喝不说,更有甚者还仗着手里的枪杆子公然行抢,如若抗拒,那必定会砸店伤人的。
洪禄承从儿时起,就见惯了父亲因为兵痞闹事头疼烦恼的样子。而像这种让洪家既闹心又窝心的日子,大约要到1928年东北易帜,才算告一段落。
不过,封建制度的终结,毕竟还是对世风转变起了积极的作用。特别要提的一点是,从1919年起,由于“五四”思潮影响,社会上开始涌现出一批新兴商人代表。这一批人是非常年轻的,其中不乏高等知识分子,甚至于“海归派”。他们没有旧有商人的身上的世故与内敛,而是表现出充沛的热情,以富国强民为己任,走实业救国的路线。虽然他们身上也不乏偏执和理想化的缺陷,但他们却是我国历史上最有报复,最爱国家的一批商人。而他们所兴办各类新型工厂和公司,也以强大的造富能力和全新的经营模式,很快成为了商界最耀眼的焦点。
每当提起这段往事,洪禄承都不得不对父亲感到由衷钦佩。在这种新旧交替的大时代背景下,正是由于他父亲的精明,洪家才没有墨守成规,被旧有的传统束缚住手脚。
洪效儒虽无实业派那样的眼界与留洋经历,却懂得乘势借风,投资生利。虽不懂得新型实业的经营方式与工业技术,却明白商场上最根本的原理——任何买卖永远都是以金钱为基。所以,他果断抓住了机遇,投巨资入股了岳乾斋的盐业银行和黄奕柱的中南银行,以及德国人詹姆士创办的朱诺饭店,并很快从这些洋行业里分享到了甜头。
待到洪禄承成为父亲助手的时候,他个人出自对这批实业派精英的敬重,又游说父亲继续投资了京城的丹枫火柴厂,以及股份制的津门北方轮船公司和津门利中酸厂。就这样,洪家的财富在分享盈利的同时,也间接为国家出了一把力,达到了一个双赢的结果。
实际上,从1927年“蒋光头”定鼎南京,到1937年南京政府执政时期,可谓我国工商界难得的“十年建设”黄金时期。尽管期间国外资本与官营资本异常强悍,但民营工商阶级在短期间内取得的成绩仍是蔚为大观,甚至使“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理念演变为一种时代潮流。
只可惜,这批本土的资产阶级实业派实在运气不佳。羽毛才刚刚生长出来,还尚未丰满,就又遭到外敌入侵。而本应代表他们利益、保护他们生长的上层建筑,这时候却露出了既软蛋又混帐的真容。在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爆发之后,南京政府只知道找商人捐饷捐粮,军队却不能尽责守土,以至于实业派们数年的心血大多付之东流,或是一头躲进了租界,或是被迫千里流亡。
倾巢之下,焉有完卵国难当头,洪家也未能幸免。京津沦陷后,在日本人的“限粮政策”下,洪家的店铺入不敷出,可日本人又不允许歇业,所以只好赔本维持。尤其洪效儒还拒绝使用伪币,又不肯与日商做生意。所以洪家的店铺每日还要被上门的汉奸、特务轮番勒索。最不幸的,是随着战火的蔓延,洪家在异地的店铺也纷纷毁于战乱,而最终能侥幸保存下来的,寥寥无几。
好在洪效儒做为洪家的当家人睿智依旧。在卢沟桥事变刚刚爆发之际,他就偷偷下手安排,让洪禄承携新婚妻子王蕴琳一起逃反,由津门乘船去了沪海。并且在临走的时候还交给儿子一张存单,洪禄承这才知道,原来为以防万一,父亲在美国花旗银行一直存有六十万银元。
到达沪海后,洪禄承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在租界里醉生梦死,或是庸庸碌碌干等战火平息,而是时刻在寻找着能帮洪家保存实力、减少损失的方法。
当洪禄承发现在日军侵华的脚步下,沪海租界里反因为避难人口增加呈现出一片畸形的繁荣时,他马上就与时任工部局董事的犹太地产商哈同合作,用花旗银行里的这笔钱,在租界里大肆兴办西餐厅、咖啡馆、舞厅和夜总会,并很快赚了大钱。因此抗战胜利后,再回到京城时,洪禄承已积攒了足够的财力,来挽救洪家岌岌可危、濒临破产的祖业和信誉。也终于使得病危的父亲放下了心病,带着微笑握着他的手安然离世。不过,洪家的这段兴盛史摆脱不了历史的桎梏,终归也只是昙花一现。
之后的三年,由于政府处置战后经济极为不当,“劫收大员”满天飞,借没收“敌产”之名大肆中饱私囊。我国的工商阶层始终处于一种“孤儿”状态。在那时,要想维持一份产业,可说是战战兢兢、惨淡经营,不仅要靠自己承受下日酋侵略的造成的损失,同时也面临着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挤压与吞并威胁。
内战起后,蒋管区物价飞腾,当局又强迫民间上缴银元黄金,兑换成一钱不值的“金圆券”。致使整个经济呈现崩溃之势,神仙也无力回天。无怪乎当时有人咬牙切齿把委员长称为“蒋该死”,并私下宣称“三民党不亡,没有天理”。因而在内战时,我国的工商阶层,大多数人并没有跟三民党共进退,只在观望中期盼尘埃早日落定。
在这种背景下,洪禄承即便再有商业才华,也无可作为。能做到勉强维持诸多产业的经营,还能给洪家的老伙计们挣上一口饭吃,着实已经不错了。眼见民营资本丝毫不知出路何在,洪禄承的心头只有愁云惨雾。
1949年,大军狂飙席卷。随着三民党败走台湾,世界轻而易举转换成了红色。
江山底定初期,由于民营经济在全国经济比重中举足轻重,而且新执政的红党面临着一些实际问题,还需要民族资本助一臂之力。所以只要不是官僚资本,不是洋行买办,工商阶层还是被定义“人民”,是所谓开明的“民主人士”。乃至在国旗中,也占有一颗星的位置。
在这时,红党高层对知名的商家是礼遇有加的,并给予了非常优厚的待遇。如齐仁堂第十三代传人岳松生,就属于商界中积极拥护红党的代表人物。不仅得到了提拔和重用,在日后甚至成为了京城的副市长。
而以洪家在京城商界的名声,洪禄承自然也是重点统战对象。政府为他安排的名份、职务都有。但洪禄承一向秉承祖训,习惯低调行事,本能地不愿当这个出头的橼子,故而他最终婉言谢绝了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职务,只肯顶个“工商界人士”的名头。
此外,建国之初的经济政策也很平稳。在经济管制上,除了打击金银外汇等投机生意,新政权强制没收的,也只针对官僚资本、敌伪财产。而对私营和个体经济的态度,除了恢复生产、摆正新的劳资关系之外,只是“利用、限制、改造”。
这种合衷共济的经济状态,一直持续到1952年。而在这段时期内,整个世界几乎被重新改造了一遍。什么事都要重新开始,连语言文字也得从头学起。因此不仅1949年以前的社会顽疾被扫荡一空,而且社会的发展也一日千里,遥远得如同做了一场梦一样。
那的确是一个豪迈的时代,不过在凯歌行进的同时,仔细打量,也会发现有一些裂隙,与那红底金字的光芒十分不协调。
从1950年起,不断有各界的“群众运动”被发动。如知识分子的“思想改运动”,又比如“土改”、“镇反”、“肃清反动会道门”等等。这一系列的清理旧政权的残余,创立新社会的规范等等举措,其正义性在当时不容质疑,也给红党增添了救世色彩。不过,由于其方式超越了法制,也没有政策约束,其中的过激行为、违反政策的情况发生了不少。总之,这些运动虽未波及到工商阶层,却起到了杀鸡骇猴的作用。
就是从这时起,洪禄承的精神始终处于被抑制状态,并开始为自身的处境担心。他不得变得不小心谨慎,既不去过问政治,也不敢多赚钱,只求在新政权下当个顺民,安安份份做自己的买卖。
没多久,政府组织洪禄承去参加了“学习国家政策,积极自我教育”的群众运动,他开始意识到身上有着“原罪”。心虚之下,为了“赎罪”,他首先积极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不惜变卖家产筹措资金,捐了几架飞机和几门高射炮。接着,还主动上交了用来出租的十几处闲置房产给政府,以解决不断增加的京城市民人口安置问题。果然,他这力争好好表现的举动获得了政府的肯定,登报表扬和大红奖状的鼓励也犹如护身符一般,让他那不安的心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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