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传》第三十一章王安石上书谈司马迁

    王安石十分喜欢读历史。上书宋仁宗说:“以史为鉴可以正心，史家以司马迁最著。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人，汉太史令司马谈之子，继承父业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匈奴之事辩解而受腐刑，后任中书令继续书写史记。《史记太史公自序》详细记载了司马迁的生平:

    司马迁出生于太史世家，幼年即读古书，成年后又出游汉朝各地，后继承父业而为太史令。太史令在汉时主要掌天时星历，隶属太常。

    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人，汉太史令司马谈之子，继承父业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匈奴之事辩解而受腐刑，后任中书令继续书写史记。《史记太史公自序》详细记载了司马迁的生平:司马迁出生于太史世家，幼年即读古书，成年后又出游汉朝各地，后继承父业而为太史令。太史令在汉时主要掌天时星历，隶属太常。说到司马迁书写史记的原因和目的，《史记太史公自序》也讲的很清楚:

    司马迁的父亲因为汉武帝封禅没有跟随前往，遂气病，临终前希望儿子能够写史书扬名后世，并为自己为太史而未留下史文而感到后悔。

    司马迁说周公之后五百年孔子生，继承明世，着易传、春秋，流传诗书礼乐，而今孔子之后又五百年，司马迁自己当仁不让，著书立说继承明世，这是司马迁自认为的责任，不可推脱。但是当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之后，遭遇了李陵之祸，遭受腐刑。司马公在狱中受到煎熬。但他并未因此放弃，以周文王身陷囹圄作周易，孙膑受刑后建功立业，屈原放逐而有《楚辞》遗世，左丘明失明作《国语》，韩非子囚于秦而作《说难》、《孤愤》为榜样，激励自己，在绝望中找到光明，于是继续书写《史记》，终于写成名垂千古的不朽巨著。《史记》共计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一百三十篇。史记所蕴含的思想很丰富，但均非一家一派之言，融合了道家、儒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墨家各派观点，在司马迁笔下融为一体，自成‘一家之言’。推崇黄老治世，修生养息，顺其自然。推崇德政，贬抑**认可政治上的大一统对秦的统一表示认可并接受。虽然批评秦的暴戾和疆土、兵力上的不起眼，但认为是人力难违，予以认可，与儒家的完全排斥秦的兼并六国和统一天下有所不同。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十分丰富，他对农工商的态度基本上是平等的，并没有贬低商人，反而为商人立传。这与儒家的重农抑商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

    相容诸子百家，司马迁对于诸子百家的观点是各有短长，百家并列，并无门派之偏见。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将阴阳、儒、墨、法、名、道各家都记载下来，并指出各学派的长处和不足。语言优美，文风洒脱史记文辞优美，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为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优秀的范本。从古至今对史记的文学价值进行研究的很多，大多是对史记的文学价值进行推崇。

    对先德先贤们的功绩进

    行肯定和对古人事迹进行明确而清楚的评价。司马迁认为先德先贤只要是做了功绩的均应该予以大力赞扬和肯定。并在每篇的传记后面加上自己的评论‘太史公曰’，予以评价，包括赞扬和贬斥。这一做法受到后世的赞赏，并被后世历代正史所延续和继承，后世的正史在每篇的传记后面皆书写‘赞曰’，体例即是来源于司马迁之《史记》。因而唐朝历史学家司马贞说司马迁《史记》‘寔纂先德’，是十分有道理的。

    对文帝创造的治世四十余载，大加赞赏，称盛世之举均出现，称为至德，亦可称为仁。可以看出，司马迁对文帝这样的先德先贤的大德是胸怀崇敬的，并将他们的事迹予以褒扬，流传于世，以便后世效仿。司马迁在对《项羽本纪》末尾对项羽的评价可以看出，作者不仅按照史实叙述项羽的事迹，而且还表达了对项羽理智的态度，以及对项羽成败的客观分析。

    惟“德”为修史的指导思想。

    至于司马迁的‘德’的含义可能更倾向于黄老思想中之德，与儒家之德不同，但也有部分相通之处，但不尽相同。司马迁所言之‘德’乃与‘天’所派生出来的，是‘天命’的反映。与道家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因为道家认为‘德’是‘道’的体现和功用，与儒家的强调‘德’为道德人品是不同的，阴阳家的德也是‘阴阳’、‘天道’的反映。比如说秦为水德，各朝代之德运为五行其中之一德，即是阴阳家之说。古人所说‘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中的‘立德’乃是之顺‘天命’所作之大功业，是比立功更大之功德，为三不朽之首。司马迁认为‘德’是衡量历史进步性的最根本的标准。对历史任务和历史事件都按是否是符合‘德’，对于符合‘德’的历史人物则予以赞扬，对于不符合‘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