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光怪陆离的东方魔都
说一句比较伤自尊的话,民国时代的中国,在西方世界的普遍印象,基本上是一个愚昧、动荡、无可救药的落后国家,哪怕与黑非洲相比也毫无优越之处。
确实,当时的中国虽然还拥有古老的璀璨文明,但在西方人的眼中,却早已辉煌不再,被时代所抛弃。遍地都是破败不堪的中世纪乡村,贪婪野蛮的军阀和盗匪,以及与现代化生活完全无缘,时刻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可悲穷人——正如同我们这些现代的中国人,用充满优越感的眼光去看待非洲人一样。
而仅有的少数例外,就是位于那些通商口岸里的一系列“文明”孤岛,确切地说,就是那些由外国管治的租界。在西方人眼中,这些租界被视为连接“现代西方”和“传统中国”两个世界之间的桥梁。
而其中最大也是最繁华炫目的一座“桥梁”,则莫过于大上海的“十里洋场”了。
那么,民国时代的东方魔都大上海,究竟又是怎样的一副面貌呢?
当年的旧上海,素有“东方不夜城”之称,又被唤作“东方的巴黎”,以及“冒险家的乐园”。
——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苏州河上的外白渡桥,闪耀着霓虹灯光的十里洋场,浑身咖喱味的印度阿三,戴着藤帽打着绑腿的安南巡捕,西装革履、趾高气扬的各国洋人,一口流利外语的金丝眼镜买办,身穿旗袍、牵着宠物狗的摩登女郎,走街串巷、黝黑干瘦的黄包车夫,卖白兰花和梨膏糖的饶舌小贩,满脸菜色的码头苦力,收音机广播里放送的昆曲和京剧,用“标准石油”铁皮桶搭建的闸北棚户屋,衣衫褴褛、偷偷剥树皮充饥的乡下乞丐,面黄肌瘦、神色黯淡的大烟鬼……
当民国时代的中国农村全面破败,不但农民生计艰难,饿殍遍地,就连地主也大量破产的时候,充满了现代气息的魔都上海,显然格外具有吸引力。因此,几乎每一年都有许多外地人前来上海谋生。而上海滩从1840年的荒芜芦苇滩,发展到20世纪的中国第一大城市,也是得益于全国人口和财富的不断涌入——虽然不如后世的“深圳速度”,但也算是发展得很快了。
此外,在民国年代,那些失势下野的军阀政要,前清王公们,为了防备遭到昔日仇家的秋后算账,以及享受现代化的高质量生活,也都喜欢扎堆地往上海和天津的租界里钻(例如情深深雨蒙蒙里面女主角的老爹,虚构的东北军阀陆振华),一旦局势有变,又可以立即再次出山,犹如现代的海外政治避难者一般——只不过当时在中国人的土地上,就到处是洋人的地盘,所以政治避难只要跑几步路就可以了。
总之,除了没有网络和电视之外,现代的各种生活必需品,在上海基本都能搞得到,现代人穿越过去不会有太多的不适。虽然那年头上海的治安远不如后世,黄金荣、杜月笙这样的黑帮分子横行几十年无人能治,但比起四川袍哥闯进成都市政府绑肉票的嚣张程度,上海的社会秩序在民国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
但是,这一切从西方传来的现代化文明生活方式,主要都集中在租界的十里洋场。而十里洋场外面的上海市区,就没有那么美好了。
首先要注意的是,虽然当时的上海已是远东最为现代化的繁华都市,但是与如今基础建设极佳的上海不同,除了公共租界以外,居住在华界的相当一部分上海市民,是用不上电也没有自来水的,市容市貌呢,用现代中国的东西不好类比,总之基本上就跟大家在国际新闻里看到的印度和巴西贫民窟差不多。
你知道吗?在民国年间上海闸北的棚户区,几乎人人都会穿墙术!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于洋货的大量冲击,江浙地区农村普遍破产,城市却畸形繁荣。于是,成千上万的破产农民甚至破产地主,全都一窝蜂地涌进大上海找饭吃。但这些人既无文化又无技能,进城之后混得好的百中无一。大多数人只能去扛大包,卖香烟,拉黄包车,当佣人,或者进工厂当小工,收入都很低,而且很不稳定,说不准啥时候就折本或失业了。所以买房是奢望,租房也困难。
当时,刚刚招募进厂的纺纱女工,每日薪水是三毛钱,一个月才9块大洋。而技术很熟练的老工人,大概也就是14个银元的月薪。鲁迅家的女佣在包吃包住之余,月薪才3块大洋……所以说什么民国时代纺织女工的月薪能够达到二三十个大洋,完全就是在胡说八道——要么这个“纺织女工”其实是工头或者“金领族”技术骨干,要么就是她其实拿的是金圆券……这具体又是个什么坑爹玩意儿,大家可以自行百度,总之在发行了不到一年之后,就有很多人都喜欢拿金圆券代替卫生纸来擦屁股,因为它比卫生纸还便宜。
更要命的是,那些公司在明面上规定的工资,实际上往往只有很少一部分能落到工人手中,因为中间扒皮的恶棍极多,而且个个扒起来都异常凶狠。
例如在二十年代初,上海飞星人力车公司实行定额薪水,每位车夫每日四角钱,月薪12元。但车夫真正到手的只有一角五分,连喝稀饭都不够,剩下一大半都被有帮派背景的工头克扣。如果硬顶着不肯孝敬的话,被打断手脚都还是轻的,装麻袋丢进黄浦江的也不少。
而当时上海几乎所有的招工市场,都被帮派(主要是青帮)包揽,企业必须给这些帮派大笔孝敬才能招工,想要绕开都不行。有时候还得容忍这些帮派往企业里塞进去一帮吃闲饭的人,否则就会被砸(日本纱厂之类背景深厚的硬骨头例外)。所以这些不劳而获的工头,不但残酷剥削工人,还能倒过来勒索敲诈自家老板——在他们这些无恶不作的狠人面前,没背景的资本家其实跟被剥削的工人没啥两样。
在这种处处受制于人的情况下,纵然企业家有心善待工人,也因为被黑道压榨胁迫,而做不成事。
而上海的房价又是出了名的贵,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楼梯转角下边一个七八平米的放扫帚杂物的小亭子间,月租竟然就要10块大洋以上!如果借用厨房的话,还要另外多付钱!你让那些低收入的外地人去租房,剩下的钱就只够他去喝西北风。租不起怎么办?要么学习三毛流落街头,要么就去住贫民窟。
那时候的上海闸北,以及其它很多大城市的近郊,都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贫民窟,具体可参见当今印度的孟买和巴西的里约热内卢。现代的巴西贫民,好歹还能用铁皮、石棉瓦和塑料布搭建一个小屋。但那年头的中国工业落后,连上述这些工业品都不是贫民能弄到的,他们只能用更原始的方式盖窝。
当时,各地来上海谋生的农民,从乡下运来毛竹、芦席和篾片,把毛竹烤弯,插在地上,搭出一个半拱形的架子,上面盖上芦席,周围捆上茅草,在向阳的一面割出门来,地上铺块烂棉絮,就是一家人的住所。这种简易窝棚俗称“滚地龙”,高度仅到成年男子的腰部,进进出出必须深弯腰,夜里回去瞧不见入口,一不小心就会穿墙而入——就跟学了穿墙术似的。
这样简陋的“滚地龙”窝棚,通常来说都是非法建筑,自然是既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最多也就是几百户人家可以分到一个公用水龙头,每天早上排长队轮流取水——据说很多都是从消防栓上私自接的——夜里经常因为煤油灯打翻而爆发火灾,住起来既不安全也不舒适。
根据记载,曾经有个住“滚地龙”的民工跟人有仇,晚上正靠着茅草墙吃饭呢,突然被一把长刀扎了个透心凉——原来他的仇人站在墙外给他来了一刀!如果你不了解当时上海贫民窟的建筑结构,肯定会以为这是武侠小说里的情节。
如果有人能够收集到许多“美孚石油”或“标准石油”(当时向中国输入煤油灯的最大两家公司)的油桶,剪开铁皮做一层屋顶,那么就已经算是贫民窟之中的“豪宅”了
——比起民国时代的贫民窟来,咱们如今号称脏乱差的“城中村”,简直就像是天堂啊!
不过,比起如今印度城市里那些连贫民窟都没得住,只能睡在马路上打地铺,然后在睡梦之中半夜被汽车轧死的穷人而言,民国时期上海的贫民窟也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
虽然当时全国各地的破产农民们纷纷涌入上海,试图在这座貌似很繁华的大城市里谋得一条生路。但事实上,虽然在民国前期,上海的轻工业一度很兴隆。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于受到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上海工商企业大批倒闭、停产和减产,居民就业形势一直很糟糕。根据1935年的一份调查,全城400万人口之中,竟然有60万以上的工人处于失业状态——这是多么庞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啊!
而那年头既没有失业保险又没有低保补助,失业工人的下场比现在凄惨得多,在经济形势最悲催的那些年头,每天早上在上海街头都能找到不少饿死冻僵的“路倒”尸,而苏州河里的浮尸数量,估计也能跟当今的印度恒河(印度人习惯于水葬)相比——现在明白我党为什么能够在上海组织工人起义了吧!
在旧上海真正一直保持着畸形繁荣的,是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得益于聚居在上海租界的大批富人,十里洋场的消费能力一直非常旺盛,总算是给了穷人们拉黄包车、当小贩、擦皮鞋和混黑帮的生存机会。
当然,如今绝大部分的民国背景小说,尤其是言情小说,主角一旦到了那个时代,通常都会自动投胎成大户人家的小姐少爷,最起码也是小资阶级的文人墨客,住的地方多半是在公共租界,经历的都是风花雪月、灯红酒绿、香车美人、恩怨情仇……至于脏乱破败的棚户区,恐怕往往连一个片段都懒得落笔。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探讨一下在上海公共租界的生活吧。
通过民国时期的老电影、老照片,还有那个时代一些文人写的生活散文,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上海租界,是一个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语与欧美语言交相斑驳的地方——这里有一掷千金的富豪子弟,有穿蓬蓬裙参加化装舞会的女大学生,有盛况空前的集体婚礼,有红透半边天的著名歌星及其粉丝群,有摆着诱人姿势拍睡衣广告的模特儿女郎,有专家学者的专题报告讲座,有熙熙攘攘的股票交易市场,街边报亭里摆满了封面靓丽的外文杂志,电影院里有从美国好莱坞空中邮递过来的新潮大片……总之,从外表上看,这似乎是一个与当今世界相比没太多差距的摩登时代。
很多追求小资情调的人,从林徽因、张爱玲、郁达夫等人的文章中,想象出了一个社会价值观多种多样,人性自由解放的浪漫时代,并且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小资风格。
但是,我们人类毕竟是不能只靠浪漫和情调来生活的。当时租界里的小资文人们,生活压力其实一点都不比当今社会的白领们低,而生活水平还远远不如现在。
举个例子来说,沈从文曾经在小说里写过民国时代的一对小资夫妻,男的政法大学毕业,在上海某机关做小职员;女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专职做家庭主妇,生了4个孩子。在当时的上海,一般公司职员的月薪大约是20银元左右,而这位当丈夫的却有60元月薪,想必肯定是在某个很有油水的单位里了。
但是,由于上海的物价高昂,房价更是北京的十倍,饶是这位男人已经很能挣钱,他们这对小资夫妻的日子依然很窘迫——由于租不起一整间公寓,他们一家六口人不得不住在半间公寓里,中间用木板隔开,另外半间住着沈从文,平摊下来连20个平方米都没有。而就连这么半间公寓,由于地段比较好,当时都要收每月13元的房租(后来涨到了20元),每个月还要收10块大洋的水电费。光是这两样,每个月的收入就去了一半,剩下的钱用来吃饭和给小孩买西洋奶粉,就已经用得精光,结婚八年了都还剩不下什么钱。
——在当时的上海公共租界,一度电平均要收0。3~0。5银元,相当于如今的12元到20元,显然是贵得多了。幸好那时候也没有空调、冰箱、微波炉这些耗电大件,光是照照电灯听听收音机,应该还能凑合。
所以,那年头的小资们别看出门就是西装革履,金丝眼镜,一块流利洋文。偶尔还会出席一些宴会,跟西洋女子跳跳舞,生活得貌似很时尚。但真正回到家里,恐怕多半还是住着亭子间,吃着咸菜泡饭,头顶还挂着小孩的尿布……也就跟当代的“蜗居”、“蚁族”差不多。若是再穷一点,就要去闸北住棚户了。
当然,比起江浙乡下那些连米饭都吃不起,只能啃地瓜干度日,还要担心农民暴动的破产地主,上海的“蚁族”们已经很幸福了——虽然能混上教授的小资文人们明显还要更幸福。
但这样窘迫的生活,毕竟没多少人愿意一直过下去,尤其是当他们还身处于上海滩这样一个花花世界的时候。很多稍微有点积蓄的上海市民,就跟现代的我们一样,纷纷把积蓄投进了股票交易所,企图一夜暴富,但结果却往往是血本无归——资本主义的信条,就是骗轻信人之财,填贪婪者之欲。散户和小户在股市中永远是被大户和庄家宰割的对象。清末的“橡皮股票危机”,1922年的股票泡沫破灭危机,让上海的股民们全都吃足了苦头。而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更是让破产股民们自杀后的尸体漂满了黄浦江……
除了股票之外,当时还有另一个能够获利的投资渠道,就是政府债券。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以及各地军阀大帅,都乐衷于在上海发行公债募集资金,而且往往打折发放,也就是一百元的债券只卖七八十元,到期之后却能连本带利给你返还一百二十元,貌似十分优厚。
但是不要忘了,民国年间的政府工作重点,基本上除了战争还是战争,所以这些公债并非我们如今买到的建设债券,而是风险极高的战争债券。北洋政府本身都是在战火之中三天两头倒台重组,政府的威信自然要大打折扣。投资家买了胜利一方的债券自然收益不错,可如果不慎买了战败一方的债券,那么就注定要变成一堆废纸了——人家都已经倒台下野了,你的债券又该去找谁兑付呢?
当时的中国每逢一轮军阀大战落幕,上海滩都有一群失意的投机客要跳楼——当然,如果是穿越者的话,或许可以凭借对历史的先知先觉,在债券市场上大获暴利,甚至谋得一个“投资之神”的称号。
虽然小资阶级知识分子在上海滩多半过得并不如意,但那些大户人家的小姐少爷,还是有条件尽情享受花花世界的。某些家底殷实的浪荡子弟,为了在戏院包一个名角一掷万金的,也是常有的事。而在上海的夜总会里,也总是云集着世界各国的佳丽,尤其是俄国大洋马——在苏联建立之后的二十年代,据说有上百万“白俄”逃出国境,在世界各地从事一些上不了台面的勾当。正如同苏联解体之后的九十年代。
所以,与中世纪那些纵然身家万贯也过不上好日子的悲惨富人相比,民国年代躲在租界里的中国富豪们,多少还是能够活得更潇洒的。唯一的麻烦是……钱从哪里来?
北洋政府时期,虽然北方内战不断,但江浙和上海的经济还算繁荣,企业家的日子尚属滋润。可到了三十年代之后,名义上虽然进入了所谓的“黄金十年”,但由于洋货的大举倾销,以及海外市场在大萧条之中的急速萎缩,又没有保护性关税,上海的工厂反而纷纷破产,投资实业渐渐变得无利可图。
而经商也不容易,因为那时代的所谓民国,其实更像是个大拼盘。蒋委员长的权威在江浙尚可,到了荆湘就要打折,至于川渝则几乎成了独立王国,沿江到处设卡收钱,税率普遍高达20%甚至40%。还有那些横行于河沟水岔的大小盗贼,混迹于码头市集的黑帮****,更是会让中等商人在转眼间就倾家荡产。
在工商业全都前景黯淡的时候,资本家们的投资方式跟如今并无差别,不是投资房地产,就是搞金融投机,然后弄出了越来越大的泡沫……很多原本搜刮了许多民脂民膏,打算在上海租界安享晚年的军阀大帅,就是因为昏了头投资金融,又被黑心代理人欺骗,结果赔得倾家荡产血本无归,几乎成了流浪汉。
所以,如果在那个动荡无序的年代,中国的富翁们想要保住家产,最好的办法就是投资到海外,想办法把钱换成美国的股票和债券……至于在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到了二战时期也铁定要被蒸发的。
此外还需要当心的是,那年头的上海治安极其混乱,基本上就真的跟港台黑道电影一样,甚至还要更加恐怖。夜晚黑帮械斗枪战,白天洋人耀武扬威。租界巡捕也甚是蛮横,随便打死几个人都不当回事。
由于当时社会动荡,枪支管理泛滥,所以在上海的很多银行,酒店,舞厅和富人别墅区,都有持枪警卫把守,出入还需要搜身,甚至连学生都有带枪上学的,类似于现代阿富汗的喀布尔或伊拉克的巴格达。
当时旧上海的富豪们出行聚会,经常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这可不是讲行头摆排场,而是有过无数血淋淋的绑票、刺杀和爆炸惨案作为教训的。
至于街头的那些警察和巡捕,只是在理论上起到一点威慑作用,找借口敲诈勒索什么的非常在行,遇到街头枪响往往跑得比你还快——有责任心的探长永远只是极少数……
对于当时上海的治安状况,在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在美国舆论中以“能够把浣熊拷打到承认自己是兔子”而闻名,素来手段横暴的洛杉矶警察局,曾经选拔了一队镇压过罢工游行、平息过黑人暴动的“精兵强将”,漂洋过海到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去实习考察,准备好好显示一番美国牛仔的威风……结果才干了短短两个月,这帮自诩为精英的洛杉矶警察,就吓得痛哭流涕地逃了回去。
——根据他们的描述,那年头的上海滩简直就是一个混乱无序的大战场,不仅各大黑帮毒贩之间三天两头地激烈火并,还有国共两党和日本特工们之间“准战争”级的对抗厮杀,什么路边炸弹、汽车炸弹、人肉炸弹都是小儿科,连迫击炮都能在混战之中被拖出来……幸好那时中国应该还没有rp火箭筒……
总之,在电影院里欣赏各种爆炸连天的犯罪枪战片,固然感觉很刺激,但若是当真让我们生活在那种港台黑道片的世界里,天天在枪林弹雨、刀光剑影之中煎熬,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恐怕都是要精神崩溃的。
然而,即便如此,民国时代的旧上海十里洋场,也已经是当时全中国最适合老百姓生存的地方之一了,吸引得全国各地破产农民和逃亡溃兵趋之若鹜……由此可见,旧中国的社会秩序究竟悲哀到了什么程度。
( 大穿越时代 p:///2/24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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